刘墉

至今，在中国民间仍旧流传着清代宰相刘墉的众多传说。这位其貌不扬的罗锅宰相，不仅敢于为民请命，刚直不阿，而且诙谐机智，甚至连皇帝都敢捉弄，因而深得普通老百姓的喜爱，他与风流皇帝乾隆、大贪官和珅之间的恩恩怨怨，更是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民间的传说，往往只是反映了人们一种良好的愿望。细心的历史学家已可证明，这位充满传奇色彩清代名臣，并不是是一位身材“残疾”的罗锅，他一生久居官场，看惯仕海沉浮，并非如民间传说中的那样左右逢源。
　　出身名门的刘墉，注定将会是乾隆王朝官场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的父亲刘统勋,曾是乾隆朝廷的重臣，位居要职，刚直不阿，深得朝廷器重。幼年聪慧的刘墉，受过十分严格的传统教育，饱读诗书，很小的时候就已有文名。32岁那年，才学俱优的刘墉，在经过多次科举失利后，终于如愿以偿考中了进士。据说，当他中榜的消息传入宫中时，期盼已久的乾隆皇帝欣喜不已，立即亲笔书写“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十个大字，派人挂在刘家的门楣上。
　　父亲是乾隆皇帝股肱重臣，刘墉在官场上的荣辱进退，自然与父亲的荣辱遭际密切相关。进入官场后的刘墉，仕途一直通达，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在湖南、陕西、江苏等地任地方官，从学政、知府一直晋升至巡抚，成为权倾一省的方面大员。乾隆晚年，他在父亲刘统勋逝世后被召回京城，升任为吏部尚书，并兼任上书房众位皇子们的教育指导。
　　多年暗潮汹涌宦海生涯，刘墉已经学会了“明哲保身”，仕途顺利，为官却更为模棱。据史料记载，刘墉担任吏部尚书后，乾隆皇帝每次询问提拔官员的意见，他都回答说：“也可”，致使乾隆皇帝十分恼怒，斥责他为“两可”尚书。其实，模棱两可，懒于任事，不过是对当时吏治废弛无奈的应对方式，在涉及原则的问题，这位“两可”重臣还是能体现出刚直的一面。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曾发生过一件“争大宝”的大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记载，临当受贺时，已是太上皇帝的乾隆，迟迟不肯交出印玺，场面僵持不下。最后，刘墉坚决制止群臣向嘉庆进贺，自己赶入大内，向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 如果此事属实，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刘墉并非一味的模棱，在大事上依旧能保持着“劲直”之风。
　　刘墉与和珅之间的恩恩怨怨，如今已成为关注的焦点，人们将他们两人的关系描述成忠奸对立、水火难容，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确实，在和珅专权时，刘墉并不阿附奉承，朝鲜使臣曾记载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纪昀等诸人，终不依附。” 然而，刘墉入京任职后，为官处事策略一直是滑稽模棱，也并没有与权势遮天的和珅有过针锋相对的冲突。两人同朝为官，一直相安无事，只是到乾隆皇帝“龙驭上宾”后，已升任为大学士的刘墉，才参加了对和珅的清算处理。嘉庆剥夺了和珅的职务后，各省督抚纷纷呈上奏章，要求将和珅凌迟处死，而刘墉此时却向嘉庆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毕竟是先朝的重臣，请从次律，赐令自尽，保其全尸。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又及时建言，妥善善后，让嘉庆皇帝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就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以安抚人心。刘墉对和珅案的处理，颇得朝臣的称赞，他并未因公泄愤，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由于戏说影视剧的泛滥，如今刘墉已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清代传奇人物。而历史上的刘墉，真正能够青史留名的身份，却首先应是一位书法大家。他的书法深得董其昌、颜真卿等前代大家真谛，并能青出于蓝，自成一家。他的书法作品饱笔浓墨，浑厚端庄，行书随心所欲、意到笔到，不讲究线条粗细但却匀称。清代学者徐珂，曾在《清稗类钞》中评价他的书法为“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近代著名书法理论家康有，更是称赞刘墉书法说：“力厚思沉，筋摇脉聚。”
　　晚年的刘墉，仕途更为顺达，嘉庆皇帝对他极为宠信，大小朝政事务，都必先咨询他的意见。但是，此时的他却渐渐自觉远离官场，一任淡泊无为，相对于尔虞我诈的官场，他更多的时间，用在了他醉心的浓墨书法上，直到公元1804年平静辞世，享年86岁。
　　作为身居要职多年的朝廷重臣，这位被误传称为罗锅宰相的刘墉，一生既无大功，也无大过，圆通明哲，平静无险，富贵终身；但是，作为气贯古今的书法大家，他却实实在在地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