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世达赖

今天前往西藏的游人，依旧能在布达拉宫灵塔殿东的集会大殿内，看到一幅名为《五世达赖见顺治图》的大幅壁画，上面真实地记载了当年五世达赖率领3000余人的使团，进京朝见顺治皇帝的宏大场面。这幅弥足珍贵的壁画，色彩绚丽、场面恢宏，不仅是清代壁画中不可多得的杰作，更是一代佛教宗师五世达赖沟通西藏与内地的联系，长途跋涉，促进汉藏政治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五世达赖喇嘛，原名阿旺罗桑嘉措，公元1617年出生于前藏山南琼结，属琼结巴家族，其父名都杜绕登，母名贡噶拉则。他的父亲，曾是帕竹地方政权属下的一个贵族，因而世袭日喀则宗宗本的职务。在五世达赖喇嘛出生的前一年，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去世，藏巴汗禁止寻找转世“灵童”。后来，经过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的斡旋，最后才认定阿旺罗桑嘉措为五世达赖，被迎入哲蚌寺供养，并拜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为师，接受沙弥戒、比丘戒。成年以后，五世达赖就开始担任哲蚌寺的第十五任赤巴，兼色拉寺第十七任赤巴。自此以后，历代达赖即为哲蚌、色拉两寺的当然赤巴，其余人不得充任。
　　五世达赖青年时代的西藏，正值噶玛地方政权统治时代，噶玛噶举和藏巴汗对黄教采取压迫摧残的政策，第悉藏巴•丹迥旺布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黄教高潮，迫使五世达赖避往山南地区。公元1641年，五世达赖与四世班禅商议，派人赶赴青海，密招固始汗率兵进藏，推翻了噶玛地方政权的统治，正式建立了拥护达赖喇嘛的“噶丹颇章”政教合一地方政权。次年，为了取得中央王朝的支持，五世达赖经过与四世班掸协商，派遣代表，前往当时的盛京，朝拜清太宗皇太极。据说，当五世达赖的代表到达盛京时，皇太极喜出望外，立即率领亲王、贝勒、大臣出城迎接，皇太极还亲自对天行三跪九叩之礼，称达赖代表的到来是上天的安排，是上天护佑大清的标志。进城以后，皇太极又数次亲到达赖代表处去看望，盛情款待，在西藏觐见使团返回拉萨时，皇太极亲笔给达赖写了回信，信中盛赞达赖喇嘛“拯济众生”，“扶兴佛法”，并赠送了大批的贵重礼物。
　　有了中央王朝的支持，“噶丹颇章”宗教政权迅速得到了稳固。公元1652年，正月，五世达赖再次派遣使者，前往北京，请求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觐见。结果，顺治皇帝答复说，因内地西南用兵，军国重务难以脱身，将接见的地方定在长城以内。顺治皇帝的诏书还在路上，五世达赖已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亲率随行人众3000余人，自西藏启程，前往内地。一路上，庞大的觐见队伍受到了各地的盛情接待，沿途的政府官员亲至辖境迎送，拨付国库银粮供应。军务缠身的顺治皇帝，也派遣了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亲贵大臣，远赴长城边外迎接。
　　当年十二月，五世达赖一行，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北京。欣喜万分的顺治皇帝，以“田猎”为名与五世达赖“不期然”相会于南苑猎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顺治皇帝特赐五世达赖金顶轿乘坐，并在南苑举行了盛大宴会，亲自赐茶，待以殊礼。觐见的当天，顺治皇帝就诏令户部，拔付布施白银9万两，并让五世达赖居住在安定门外专门建造的西黄寺中。在大清王朝的历史上，如此隆重的接待，还从未有过先例。
　　公元1653年二月，在北京居住了两个多月的五世达赖，因为水土不服，从人多病，向顺治皇帝请求离京返藏。顺治皇帝命和硕亲王济尔哈朗、礼部尚书觉罗朗丘等人，在南苑德寿寺举行盛大宴会，为达赖一行饯行，并亲赐黄金500两、白银12000两、以及丝绸锦缎等贵重礼品。接着，顺治皇帝对五世达赖喇嘛进行了正式册封，颁赐以满、蒙、藏、汉四体文字写成的金册、金印，正式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此后，历世达赖喇嘛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一项永久性的制度。
　　五世达赖喇嘛取得中央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受到了正式册封，使格鲁教派的统治地位日益稳固。返回拉萨后，五世达赖返将从内地带来的金银，新建了十三座黄教寺院，称为“黄教十三林”。同时，他还规定了所有黄教寺院常年居住的僧人数目、制订了大小寺院的严格制度，完善寺庙内部组织机构、僧官的任免制度，以及喇嘛的学经程序与寺内纪律仪式，进一步加强了噶丹颇章政教合一地方政权的地位。
　　晚年的五世达赖，开始逐渐脱离政事，他将大小政务委托给第巴桑主持治理，自己专心著作经典。他留下的著作，共计有30余卷，其中主要的有《相性新释》、《西藏王臣记》、《菩提道次第论讲议》，至今传播甚广。
　　公元1682年，一代佛教宗师在布达拉宫病故，享年66岁。五世达赖圆寂后，西藏僧俗民众尊称他为“阿巴钦波”，意即“伟大的五世”，他的灵塔被誉名为“南赡部洲唯一庄严五世达赖喇嘛金质灵塔。”而他远赴北京觐见的经历，为确立西藏地方和中央王朝的关系，保持了西藏数十年的安定，促进西藏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更是得到了后代历史学家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