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新面粉公司

荣氏兄弟是中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1902年初办茂新面粉公司，资本20万两，到1909年时，其规模也是仅有4个粉磨，经营困难，颇多亏损。但辛亥革命和欧战给它带来了新的生机，1912年荣氏兄弟又创福新面粉公司。到1919年荣氏的茂新、福新、申新三家总公司，已成了拥有12个面粉厂和4个纺织厂，资本总额达1200万元以上的大型产业，居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二位，仅次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1922年2月，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已经达到了12个，其中茂新有4个厂，福新有8个厂，其生产能力已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量的1/3左右。不久，荣宗敬不顾荣德生“负债经营风险大”的劝告，执意在汉口福新五厂附近设申新四厂，导致总公司（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茂福申总公司，作为家族企业的统一管理机构）周转资金发生困难，拖债累累。这时，荣宗敬再次冒险，以接受极为苛刻的条件向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贷款350万日元（折合220万两白银），终于闯过难关。从此，荣氏兄弟博得“面粉大王”和“纺纱大王”的称号，确立起大资本家的地位。
　　1922年，西方列强在医治好战争创伤后，带着他们的商品和资本卷土重来了。荣氏企业与全国所有民族企业一样，在内外压迫下，蒙受了不少损失。申新各厂在1923至1924年的两年间就亏损百余万元，福新厂的产销也在下降，从盈余转为亏损。为了加强竞争，荣德生在企业管理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并在1924年对申新三厂实行管理改革，聘用专家和技术人员替代工头管理生产，制订出一整套厂规条例，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产品成本，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爆发，全国再次掀起反帝斗争的高潮。荣宗敬积极参加抵制外货的运动，捐助罢工工人。荣家企业在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高潮中开始转亏为盈，趁机再次扩大实业。1925年先后收购了上海德大纱厂，建立申新五厂；租办常州纱厂，成立申新六厂。
　　1927年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强令资本家摊派购买“二五库券”。荣宗敬在国民政府通缉的压力下，被迫购买了“库券”。之后，荣宗敬任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期间，又向银行抵押贷款，并购3家工厂入申新系统。到1931年底，荣氏兄弟的申新纺织系统已有9家纺织厂，拥有纱锭46万枚，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棉纺织业资本集团。但是，由于国内捐税繁重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实际上已经负债累累。1934年总公司资产总额为6800万元，负债却超过6300万元，大部分工厂被抵押了出去。国民政府实业部企图用300万元的低廉价格将荣氏企业据为己有，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也在1936年企图利用债权吞食申新企业，但都由于社会舆论压力而未能得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荣氏兄弟经营的大部分企业因未向内地迁移，在战火中损失惨重。纺织厂方面，在上海的除申新二、九两厂因开设于租界之内，在白天能勉强开工外，其余各厂均遭破坏。面粉厂方面，上海福新各厂均损失严重。无锡茂新一厂、济南茂新四厂也未能幸免。荣宗敬于1938年1月避居香港，次年2月逝世。荣德生由汉口返回上海，照看留在租界的申新厂。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在抗战中相继迁入西南和西北，为支援抗战起过一定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德生积极恢复茂新一厂，并于1946年在上海组织“天元实业公司”，在无锡开设天元麻毛棉纺织厂。期间，荣德生曾遭到绑架，家人为了救他，竟被上海国民党当局敲诈了60多万美元，荣德生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遂完全破灭。1947年，由他控制的茂新厂与上海几家大面粉厂合作组织同业联营组织“五厂公证”，曾垄断了小麦的采购，并且操纵了面粉的销售。1948年，德生主持将申新二、三、五厂和茂新厂组成总管理处，并出任总经理。
　　新中国成立后，荣氏企业虽有所恢复，但远没有达到抗战前的水平。
　　1956年，包括福新面粉公司在内的荣氏企业，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后，在荣毅仁的带领下成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