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直到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这一主张。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
　　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以后，谈洋务者以各种方式表达过。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万国公报》发表了《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9世纪70—8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学习西方议会；19世纪90年代以后进一步抨击洋务派学习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国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张之洞于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一些外国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从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也鼓吹过这种论调。
　　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先后建成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福建船政局等晚清中国第一批大型国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从事商业活动，可是管理人员甚至管理体制依然仿效政府，大部分高层管理人员亦官亦商，可谓中体西用之缩影。
　　洋务运动时期，封建传统教育仍然处在中国教育的主体地位。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在不危及“中体”的前提下侧重强调采纳西学，这既是洋务派的文化教育观，也是洋务派应对守旧派的策略。在“中体西用”的形势下，“西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深入。同时，“中体西用”理论为“西学”教育的合理性进行了有效地论证，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此原理下实施的留学教育和举办新式学堂，给僵化的封建教育体制打开了缺口，改变了单一的传统教育结构。
　　中体西用思想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中体西用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后的最初结合方式，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是在没有克服中、西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要被新的形势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