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命题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洲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作者魏源,1842年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
写作该书的目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1847—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有人誉《海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海国图志》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对海内外起过深远的影响。梁启超赞誉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清代学术概论》)尤其是他在该书中所阐发的“师夷”思想,对中国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清朝晚期的洋务运动,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加以运用和发挥的。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洋务派的思想与魏源的“师夷”思想虽有共同性、继承性,但二者并不尽相同。魏氏是地主阶级改革派,而洋务派则是大地主大官僚。魏氏倡导“师夷”的目的是为了“以彼长技,御彼长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师夷”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民”,“资夷力以助剿济运”,镇压国内农民革命。在洋务派之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如冯桂芬、王韬等人)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师夷”思想加以发展和丰富。
《海国图志》在国外,尤其是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此书出版后传入日本,1854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争相购读。它曾在明治维新中起过一定的作用,现代日本学者井上靖说过:“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日本现代史》)日本维新潮流日趋高涨,倒幕府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1868年酿成了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推翻了封建的幕府统治。可见,魏源《海国图志》在介绍和传播西洋情形与近代文化上,在影响日本维新运动的发展上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