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之争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这引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反对。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他主张“少谈些主义”，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是反对“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主张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他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观点，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背景：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有识之士纷纷学习救国真理，探求救国道路。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界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社会思潮充盈着中国社会的天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各种思潮的碰撞中，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尽管在争论中出现了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围绕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如何改造中国，如何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中国。
　　具体来说“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的思想背景在于李大钊和胡适两个人所接受的思想不同。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站在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立场上，李大钊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所以，“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的思想背景在于两个人所接受的思想不同。
　　“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中统一战线的内部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公开分裂。通过论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