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26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江南国土相继沦陷。荣氏企业,有的被日军炸毁,有的被日军占据,只有租界内的工厂维持生产。次年5月,荣德生由汉口来沪,深居简出,唯以搜购古籍、字画自遣,亟盼时局好转。民国30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由汪伪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当即遭到严词拒绝。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只得亲自来沪,假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荣德生派其子尔仁代往,说明其父不变初衷,不出卖工厂和人格。
褚民谊却厚颜无耻地说:“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何患小小申新两个厂。”并威胁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德生闻言,凛然言道:“我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两次遭绑架,被勒索款项达百万美元。发生在高恩路(今高安路)荣德生住宅门前的一次被绑架案,是在民国35年4月25日。那天,荣德生准备去总公司,离家门不远即被数名穿制服匪徒架上汽车而去。他们使用的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当时,舆论哗然,认为是军事机关与匪徒串通作案,上海当局被迫出动军警“侦破”。结果,荣德生被放回,并退还部份被敲诈的款项。据说还枪决匪首8人。荣家为“酬谢”军警当局和有关方面,先后付出60余万美元。
尘埃落定,似乎还有几件事情需要再说一下。第一,绑案告破,荣德生的感慨是:“指使者起意离奇,可见人心险恶,但恐犹非真相。”第二,荣案主犯黄阿宝漏网之后,一直东躲西藏,直至1948年5月21日在浙江嵊县被搜山的士兵乱枪击毙。第三,绑匪劫走的50万元美金,共追回20万元,但荣府分文未得,全部犒赏了“破案有功人员”,特别是“劳苦功高”的毛森。有人说,毛森不仅被汤恩伯越级擢升,而且进京晋见蒋介石,并个人所得美金5万元。也有人说,5万美元的犒赏金,先是为宣铁吾买了一辆美国原装的豪华轿车,然后由宣铁吾、陶一珊和毛森三人瓜分。第四,骆文庆、袁仲抒等8人被枪决后,荣德生特意请了64个和尚,在自己家里为他们念经超度,说是:“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民国37年,国民党统治已成土崩瓦解之势,有资产者纷纷离开大陆,荣氏家庭也面临抉择。在一片离沪声中,荣德生专程从无锡来到高恩路住所,明确表示“不离开大陆”,并阻止三子将申新三厂拆迁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荣氏企业得以发展。荣德生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1952年7月29日病逝于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