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督商办

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现代化挑战，创办大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然而，近代企业在清末的发展却困难重重，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步履蹒跚。对面临外患与内乱频仍的晚清统治者来说，无论是反对列强欺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对内镇压农民起义，从巩固自身统治的角度，都应迅速创办近代化企业。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国内农民战争的冲击，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开明派开始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动力，这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始兴办近代企业，即以大机器生产新式武器的军工厂。
　　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办企业的正面作用越来越弱，而负面作用则越来越明显。兴办近代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这些企业由于官办的种种弊病并不营利，自身很难提供发展所需资金，而晚清财政一直极度困难，官府无法对这些企业提供持久支持。在这种情势下，晚清企业的“官督商办”模式应运而生。
　　官督商办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创办近代民用工业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清末洋务派官僚委托商人招募民间资金，采用机器进行民用工业生产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
　　官督商办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兴盛于80年代。主要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最初是适应“求富”的目的，或为解决军用企业的资金和对原料、燃料、交通运输等的需要创办的。资金来自民间招募的商股，有时政府也预先垫款以做资本，但开办以后要陆续归还。企业的用人、行政和理财大权由洋务派委派的总办或督办掌握，一般商民无权过问。但企业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官款可以坐收“官利”。依靠官方的庇护，企业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专利等特权和优惠，如轮船招商局自创办便享有从上海到天津随漕运货、免天津进口税二成的权利，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产品在上海地区销售，不付任何税厘，分销内地则免抽厘金。
　　企业产品除一部分由清政府调拨或优先廉价购买外，大部分拿到市场销售，以盈利为目的。这些产品活跃了中国市场，一部分还达到了收回利权的目的，如开平的煤就曾成功地驱逐了天津市场上的洋煤。企业已基本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但封建因素浓厚。组织机构类似衙门，设总办、会办、帮办、提调等职。
　　企业营私舞弊严重，充溢官场积习，官商矛盾尖锐，生产效率不高；外资企业的竞争、外国银行的刁难造成巨大压力；以及清政府的勒索等等，窒息了企业发展的生机。80年代末以后，已很难招徕民间资金。90年代以后逐渐没落，有的被外国资本吞并，有的改为官商合办或官办，有的成为官僚集团的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