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国是诏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岁次甲午，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日本趁机进占汉城，击沉中国运兵船，并攻击驻牙山清军。七月一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后清廷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史称为中日甲午战争。年轻的光绪皇帝眼见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耻辱，“不甘作亡国之君”，一心想有所作为。他接受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变法，准备进行资本主义改革，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也作“明定国是”）诏书，表示变法决心。以康有为﹑梁启超、譚嗣同等人推行新政，变法图强。原文如下：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内]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方今各国交通，使才为当务之急。着各直省督抚于平日所知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刁气者，无论官职大小，酌保数员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带领引见，以备朝廷任使。”
　　以皇帝名义“诏定国是”，其目的是“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光绪发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诏令，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譚嗣同等人把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派譚嗣同深夜去见袁世凯，要他发动兵谏，协助光绪推行新政。袁世凯也表示坚决忠于皇上，一定照办。但譚嗣同走后，他便去向荣禄告密。慈禧因颐和园得到荣禄密报，立刻返回紫禁城，囚禁光绪帝，把他关进了南海中的瀛台，也就是荷花池中央一座四开间的平房中，断绝了和外边的一切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