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执行持久消耗战略，因而在战役指导上采取消极的单纯防御方针，主要实行线式防御阵地战，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否定运动战和游击战，作战样式呆板，从而使其组织的几次大的战略性防御战役最后都被日军击破，出现大溃败局面，国民党中央政府被迫迁都退守重庆，在15个月内丢失华北、华中大片国土和华南要地共13个省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极大失利，其原因主要是蒋介石战争指导水平的拙劣所致。
需要指出的是，1938年11月至1940年，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过渡。在此阶段，虽然日本侵略中国的策略发生了较大变化，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仍坚持抗战，因而，侵华日军进攻的重点仍然放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还没有转移主要兵力到敌后战场上去。在1939年至1940年的两年间，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的战役有：南昌会战（1939年3月—5月）、随枣会战（1939年5月）、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0月）、1939年冬季攻势（1939年11月—1940年3月）、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940年11月）、绥西作战（1939年12月—1940年4月）和枣宜会战（1940年5月—6月）等。这7次战役的规模都很大，地域涵盖华东、华北、华中和西南广大地区。每次战役日军投入的兵力均在8至10万人，中国军队投入的兵力至少在20万人以上。特别是1939年“冬季攻势”和绥西作战，国民党军先后调动10个战区132个师、9个独立旅，共100多万人投入对日作战；国民党军在枣宜会战中亦先后调集第5战区55个师40万人，抗击日军第11集团军8个师团10万余人的进攻。它接近战略防御阶段4次大会战的规模。
不过，国民党在武汉失守后，其政策亦发生了变化，在政治上加强了反共。如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秘密颁发《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但由于日军进攻的重点仍然对准正面战场，因而，国民党的积极反共还无力并难于付诸于军事行动上，这在客观上逼迫这一阶段的国民党仍须用主要力量来抵抗日军的进攻。
可见，正面战场在1939年至1940年的两年里，对日军的进攻仍进行了较为坚决的抵抗，因而给日军较大打击，共毙俘日军26.3万余人，自己也付出了101.9万余人的重大伤亡，与1937至1938两年的伤亡人数大体相等，这也是国民党在这一阶段抗战仍较积极的一个表现。
1941年至1943年，中国抗战进入完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开始独立承担抗击日军的重任，并成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正面战场的地位逐步下降到次要位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保存实力，等待胜利”的方针，把中国抗战的胜利完全寄托在美英盟军身上，对抗日持消极态度。这一阶段，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对日军作战基本上是“避战”和“应付”，即敌来我挡，敌退我停，很少主动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