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至1943年，正面战场进行的主要作战有豫南战役（1941年1月—2月）、上高战役（1941年3月—4月）、中条山战役（1941年5月—6月）、第二次长沙战役（1941年9月—l0月）、第三次长沙战役（1941年12月—1942年1月）、浙赣会战（1942年5月—9月）、鄂西战役（1943年5月—6月）和常德战役（1943年11月—12月）。这几次战役是日军为配合东南亚方面作战，切断中国东南交通线，摧毁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防止中国军队南下支援香港、缅甸的英军而发动的局部进攻，虽然上高会战（歼敌1.5万余人）和第三次长沙会战（歼敌0.6万余人）打得比较好，但没有一次是主动对日作战的，只是在对日军“避战”无果的情况下，才进行有限抵抗。相反，蒋介石在反共方面却积极了。1941年1月，国民党军第3战区调集7个多师8万余人的兵力，发动围歼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首先从思想和舆论上掀起了反共逆流，并从6月开始先后调集第8战区5个集团军近50万人，扩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
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及时揭露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才粉碎了蒋介石的反共阴谋。
特别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敌后战场已在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对日军实施大规模局部反攻的1944年，国民党军在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也称“一号作战”）中，迅即溃败，又丢失了豫、湘、桂等省的大部和洛阳、长沙、桂林等146个大小城市，这完全是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结果。不过，此时国民党军对于与美、英盟军对日作战还比较积极。1943年11月至1945年3月，先后以8个军共22个师的兵力，在滇西、缅北地区与美军共同对日作战，歼灭了日军第18、第56两个师团大部和击溃另两个师团各一部，毙伤日军4.8万余人，打通了中印和滇缅公路，这是正面战场在此阶段中唯一引以为荣、扬威异域的一次作战行动。
1944年至1945年9月，敌后战场展开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战略反攻。但国民党正面战场既没有战略反攻的计划，也没有实施战略反攻的行动。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日本法西斯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为适应整个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变化，1944年底，国民党在昆明成立陆军总司令部，将机动兵力编成4个新的作战兵团，至1945年春，国民党军队装备的美式装备部队已达35个师，并陆续得到外援，新编兵团也已在西南省份编组和部署完毕。但是，国民党并未适时向日军发动战略反攻，直到1945年4月后，广西日军沿湘桂线向湖南撤退，国民党军还不敢追击。至5月后，国民党才以第3、第4方面军主力尾追日军，但仍避免与日军交战，5月下旬收复南宁，6月下旬收复柳州，7月下旬收复桂林，8月上旬，撤至全县附近的日军，以两个师团向国民党军实施以攻为守的反击，国民党军直战至8月17日才收复全县，而日本政府已于8月15日宣布投降。国民党在进入广西后才制定的向广州方面的反攻计划，也由于日本投降而未及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