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看成是它的生命线,而把华北视为它
侵略全中国和征服世界的圣战基地。因此,日军在侵占中国东北后,侵略欲望远远没有满足,华北成了它进一步侵吞的目标。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华北而蓄意制造了一连串事件,总称“华北事变”。
1935年5月,日军首先制造了“河北事件”。日军借口天津两家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是中国人所为,同时借口中国方面援助热河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活动、破坏了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取得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调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6月初,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开始秘密谈判。7月6日,何应钦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梅津签订了屈辱卖国的《何梅协定》,中央军队撤出河北省境,取缔一切抗日活动。
在河北事件纠缠未了之际,日军在察哈尔又制造了“张北事件”。6月上旬,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省偷绘地图被中国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纠纷,下令释放。日军以此为借口提出蛮横要求。6月27日,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根据南京政府的旨意与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达成《秦土协定》,察哈尔的主权被断送。《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的签订,使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
此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大肆收买汉奸,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脱离国民党政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10月22日,日军在河北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发表所谓“自治宣言”。河北的安次、庆云等数十县也先后发生类似事件。11月25日,日军又唆使国民党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蒋介石对此采取妥协敷衍的政策。他既不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管辖而宣布“自治”,又慑于日本武力的威胁,于是派何应钦北上,与宋哲元等紧急磋商解决华北危机办法。1935年12月,国民党政府决定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至此,华北出现了两个自治机关。
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