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先秦道家的思想内容之前，首先需对“道家”一词的含义作解。“道家”，其实并不是先秦时期所产生的流派称谓，而是司马迁著作《史记》时，沿袭其父司马谈的观念而取的名称。司马迁为了说明《史记》一书的由来而写下“太史公自序”时，便提到：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

　　从这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在司马迁的观念中，这六家的思想究其精义，其实是为了“治”，也就是“治世”。在此姑且不论此一“治世”指的是圣人的淑世理念，抑或是帝王的统治之术，总归一句话，在史迁的理念里，先秦六家的学术都是为了因应社会合理运作才出现的思想，其中尤以道家思想为佼佼者。这与现代学界所说的“道家”不但在观念上有所不同，在定义上显然也有着极大的差异，简单来说，以《庄子》为代表，纯粹讲求精神自由的道家学派显然就不能算在里面。这是另一个问题，后文将另行讨论。倘若我们要讨论先秦道家的思想为何，其流派分别又为何，首要之务，便是要抓住司马迁为“道家”下定义时所秉持的一贯想法，也就是“务为治者也”。

　　既然从《史记》中可明显地看出“道家”一名是出于司马谈对先秦众多思想集成而成的观念，那么，这所谓的“道家”又包含那些部分呢？就“太史公自序”中对“道家”思想的演绎来看，大致上包括了《老子》、《黄帝四经》与代表稷下学派的《管子》三本书所涵容的思想理路，而这三本书共同的特色，即是对“君道”的陈述。当我们扣住了“君道”此一观点来看先秦道家思想，大致上便可以理解为什么道家思想在汉初会成为显学，而在《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以帝王作为第一默认读者的丛书中，会有如此强的道家思想倾向存在。

　　在这么个以“治术”的讲求作为主要形式的学派中，其思想核心首在“道”。所谓的“道”，在这些书中其实有很形上的定义，也有极为形下的定义。就形上的定义来说，当然是指宇宙生发的根源，一个在人类感知能力中属于无形无质，但在实际上却又包罗一切万物生发可能与动力的实存客体。若以形下来说，其实就是推动大自然规律运作的力量来源，甚至可说是人类所能意识到的万物的“总合”或“共同体”。就基本点看来，这与西方哲学中的宇宙论极其相似，但在意义上却不同。因为中国哲学本以“人”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因此即便提出一个宇宙生发来源的理论，其终极意义仍是落在人类社会的运作层次，而不是用来作为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观察心得。所以，“道”在道家思想中，便是用来代表真理，作为人类社会学习、模仿的对象，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而不是割裂的存在。

　　在这个“道”的认知下，如何“体道”而“治世”，便是道家学人的第一课题。在道家学人的思想中，其实具有一个很有趣的前提，也就是人与自然（或言“天地”或言“宇宙”皆可）的关系。人，是这个自然的一部分，生于自然、长于自然，人与自然的互动原本就与马、狗与自然的互动相同，但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渐渐地，人类的自我定位有凌驾于所有万物之上的倾向存在，并以人欲作为自我行为的出发点。这种演变原本属于自然进化的一部分，也可说是肇因于“道”的发用，但却因为人类自大的心理以及特有的智能，造成人类渐渐与自然产生对立，甚至以为人具有宰制自然的能力。当然，这种想法本身对文明的进化有着积极性的意义，但就整个自然而言，却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但足以毁灭自然，也会毁灭人类，如果不加以导正，人类迟早会与自然同归于尽。在先秦时期所有学派的大思想家都看到了这个问题，也各自提出了因应的方针，而道家学人便是以对“道”的认知作为拨乱反正的理论核心。

　　在谈“道家”核心思想之前，这里先插入一个关于广义道家学派的分类问题。“道家”一名其实只是一大群思想相近学者的共名，若精密地去分析，则彼此之间又有不同的思想理路存在。简单来说，大致可分为三支。第一支是道家思想的启始者，其代表人物是老子、关尹，其书目前仅余《老子》；第二支则是黄老道家，是先秦道家最为蓬勃的一支，代表书籍为《管子》、《黄帝四经》、《尹文子》、《鶡冠子》等书，并在《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中有更进一步的思想发展；第三支则是魏晋以降学者公认为先秦道家代表的老庄道家，其代表人物为庄子、杨朱、列子，其书则为《庄子》。这些人与书虽然在细部思想上有所差异，但由于他们都是以“道”作为思想核心，因此皆可被归为一类。

　　对道家学人而言，“道”既然是万物的来源，同时也是自然（包括人类）运行的法则来源，那么人类社会如果想要长治久安，最好的方式当然是以“道”作为人类社会运作的价值来源。所以在《老子》所代表的先期道家学说中，才会有“归真返朴”、“小国寡民”、“绝圣弃智”的说法出现，为的就是反对人类过度地自我膨胀，鼓吹人类回归自然，与自然同始同终的生活方式。然而，这与人类社会的进化趋势明显有着落差存在，单就社会结构来说，从周初封国三千到战国的七雄并立，人类社会一直朝着大一统的大型社会结构迈进，使得“小国寡民”之说成为不可能。而文明的发展更是异常快速，铁器的使用、知识的民间化，都使得“归真返朴”、“绝圣弃智”之说变得不合时宜。因此，道家学人就必须因时制宜，从既有的社会现象中求得治世的良方，于是讲求“君道”的“黄老道家”就出现了。

　　为什么说“黄老道家”是因时制宜而出现的学派呢？这是由于黄老道家学人看到了先期道家学派中最大的弱点，也那就是“统治者”的存在与否问题。不管是“小国寡民”还是“绝圣弃智”，先期道家在思想上并不承认有一个“统治者”的存在，即便在“小国寡民”这种小型社群结构底下必然存在有所谓的“族长”、“酋长”等管理者，但在先期道家学人的心目中，这与猴群中有猴王、狮群中有狮王一样，只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管理者，虽在相对关系上有着一定程度的特殊性，但在整体生活中，仍是以自然法则为运作的不二方针，管理者并无能力加改变。但在战国中期后，人类社会的现实状况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一个社群（国家）已不是一个管理者所能掌握，必须有一个庞大的统治机器来管理整个国家，原本小型部落的相对关系至此演变成为绝对性的上下关系，管理者之上还有指挥管理者的更高管理者，归结到最后还会有个具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王、公），这已远非原始的道家思维型态所能涵盖的。因此黄老学人提出了修正，一方面仍以“道”作为人类社会运作的不二原则，一方面却也将实际的社会现象纳入考量，在承认“统治者”位居同一社群所有人类之上的同时，却也要求统治者必须以“道”的法则作为统治的原则。更由于人类本就有自主行为的能力，所以也赋予了统治者具有修正人类错误的、违背自然法则的行为的权力。简单来说，统治者成为了“道”在人类社会的代表，不但要依“道”行事，更要维系“道”的合理发展，否则逆“道”则生乱，乱生则不但权威不保，就连所统治的社群亦将不保。

　　当然，一种原始理论的修正并不会只有一种方式，老庄学派的出现，则是基于同样社会现况及理论缺失等条件下所作的另一种修正。

　　老庄学派所讲求的，是内在精神的提升，也就是个人与自然的融合。他们并不以人类社会的群体作为理论的出发，因为群体的出现本身来自于两大因素，也就是“力”与“智”的结合。在一个整体知识水准不高的年代，真正会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通常只是少数具有高出常人知识与能力的人才有可能，着依“道”而行的方向前进，不如要求这一小撮人改变对自我的定位，朝着与自然融而为一的方向迈进。在内在精神层面，自然是体“道”、合“道”，在外在表现上，则是“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这种不凭藉个人智能来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则。这与黄老学派的想法，恰好背道而驰，不过很显然的，在战国及汉代，黄老思想比较能够切合整个大一统国家形成的趋势，因此，黄老思想远较老庄思想来得发达，影响层面也较大。若要深究其原因，便必须从国家机器的形成谈起。国家机器虽然是来自于“力”与“智”的结合，而且“智”在推动国家机器的运作上有着绝大的功能，但在国家机器的形成与持续上，“力”却是一个绝对不能舍弃的因素。虽说“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但武力的存在，却是知识最大的靠山，如果失去武力，即便有再高的知识与智能，国家机器依然无法继续维持。黄老思想在出发点上，就已是针对国家的运作为主要诉求点，自然比起老庄这种偏向知识分子为主的理论来得全面，也较能为统治阶级所接受。

　　然而，我们若从中国思想史的整体发展来看，黄老思想到了武帝独尊儒术后便渐趋没落，而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却儒学本身便是一种专为统治者量身定做的理论外，黄老思想的内在发展更是主要的因素。

　　大多数思想史学者都同意，韩非所建立的法家，在理论背景部分有许多是承继自道家思想的，但若更正确来说，应是承继自黄老道家的思想脉络而来。甚至我们可以说，法家思想其实便是黄老思想的形下化与实务化，一方面承接了黄老以“道”为贵的形上理论，一方面则是强化了统治者的身份与功能。先前提过，黄老思想中最强调的，其实是自然规律的“人类社会化”，人类身为自然的一部分，当然要顺从自然法则，并在此之中求取最大的满足与快乐。但在另一部分，因为黄老认同国家及统治阶层，因此人类法规虽从自然法则脱胎而来，但这从形上而形下的过程，便需依靠统治阶层对“道”的认知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自然法则的运作也需要依靠少数统治者的维持与推动。这样的想法在理论上并没有太大的瑕疪，但在实际操作上，却造成统治者从中取利的空间，使得统治者在作为自然规律推动者的同时，也取得了人类社会中最高权威的合法地位。《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便是从这个基础出发，进一步营构出一套专属于帝王的“帝王统治术”。

　　倘若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转折出现？归根究底，其实是“道”这种不可言说、不可讨论的本质所造成的必然后果。在黄老的治世理念中，最大的特点便是涵盖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且就实际层面而言，唯有能够驱使众人的人，才有能力对“道”的运行加以妨害，因此，与其要求每个人都要理解自然规律，顺从自然规律，还不如将诉求对象直接指向统治阶层，让统治阶层依循着“道”的本质来进行对社会的统治。在人民本身不具有统合众力违逆天道的能力时，若帝王能以“道”为依归，以柔性的、辅助的角色来行使统治者的权力，那么自然不会驱使治下人民去做违背自然法则的事，则天下必然能够回归本然的天道，成就一代治世。但是，这到了法家及杂家学者的手上，却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折，原本黄老所追求的“柔性”（即《老子》的“守柔”或《黄帝四经》的“雌道”），法家把它改造成阴谋论，用来巩固帝王的权力与地位。而帝王辅天道而行的职能，则由于天道唯有帝王能知，反而成为帝王之所以为帝王的合法性来源，并认为在一般人无从得知天道的情况下，当然要视帝命如天命，而帝王本身就成为“道”的代表与发言人。所有原本要拿来作为限制帝王及其治下人民的欲望并回归天道的理论，到头来却成帝王遂行个人欲念的最佳思想武器。至此，黄老道家之说便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即便汉初曾有一批娴熟黄老的学人进入政治高层，并影响了刘姓帝室以黄老为治国方针，但在历经《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二批学人有意识的改造后，黄老道家的思想也已名存实亡了。

　　在另一方面，老庄道家却渐渐地抬头，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成为一代显学，成为当时南方政权极为流行的思想。不过，在内容上却显然有所变化，单就基本的核心观念上，魏晋所发起的老庄思潮就与原本的老庄有所差异。先前提过，老庄思想的主要诉求对象在知识份子，所要求的则是知识分子摆脱人类知识的限制，用一种更宏观、更无我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世界的发展，而后更一步地融入这个大宇宙所产生的自然脉动之中。而魏晋的知识分子却只截取了精神修鍊、自我超越这个部分，以为极端的精神放纵、无我主义便是老庄道家的最高精神，对于先秦老庄学派要求知识分子体“道”而行的积极面全盘忽视。这样的作法虽然使得老庄学派对精神超越的认知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同样的，却也使得老庄道家一变成为遁世、疏离的一种个人主义。这样子的发展当然不会仅只是肇因于学术思想本身内在的条件因素使然，外在环境的影响更为重要，不过这已是另一个问题，以后如有机会再谈。

　　总之，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先秦道家的真实面貌，首先便必须对道家流派作一个整体的理解。就源头来说，道家思想的源头首推《老子》，但由于《老子》一书本身是格言体，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曾经过或多或少的修改，在实际面貌上已远非真正原始道家的思想内容所能涵盖，其中已包含有黄老及老庄两派的思想脉络。而在道家的传衍过程中，主要便可分为原始、黄老及老庄等三个学派，原始道家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出发，以回归自然为最大的诉求，而黄老与老庄虽同样承袭着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主要立场，但黄老以人类的群体生活作为切入点，老庄以人类的个人生活作为切入点，二学派在切入点上并不相同。也正由于切入角度的差异，使得黄老学说后来演变成为法家思想的根基，成为政治统治术的一部分，而老庄学说则演化成为讲求精神自由的哲学思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安顿生命挫折的不二法门。至此，道家思想退出了讨论人类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舞台，转成为单纯讲究人类群体及个人生活的一种生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