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前476-前221），中国社会处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之交，到处充满着分化、动荡及变革。这样的政治局势体现在思想界，便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派便是诸子中的劲旅，百家中的强音。

　　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为宋国人），具体生卒年代不可考，按照清代学者孙诒让的说法，他约生于周贞定王元年（前468年），卒于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年），享年92岁。《墨子》一书，是墨子的学生们根据他平日讲学的内容编纂而成的，现在流传下来的计有53篇，基本上包括了墨子的全部学说。

　　墨子的基本思想是“兼爱”。所谓“兼爱”，即是说人与人应该平等相爱，不能有人、己、亲、疏的区别。墨子认为，当时所以出现“国与国之相攻，家与家之相篡，人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等等丑恶现象，都是“天下之人皆不相爱”的缘故。既然如此，那么在墨子看来，“兼相爱，交相利”便是改变这种状况的妙方。具体说来，就是要求君主“视人之国若视其国”，家主“视人之家若视其家”，每个人“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样就能实现墨子所向往的“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太平世界。

　　“兼爱”是墨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墨子》一书中记述墨子主张的重要文章除《兼爱》外，还有《非攻》、《尚贤》、《尚同》、《节葬》、《节用》、《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等十题。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墨子的主张名目繁多，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为推行他的兼爱学说而创造条件。俞樾说：“墨子唯兼爱，是以尚同；唯尚同，是以非攻；唯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这段话可以说是捉到了墨子思想的要义。先以《非攻》为例。《非攻》的主旨是谴责战争。他认为“亏人愈多，其不仁慈甚，罪益厚”，“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照此说来，凡爱好攻战的君主，皆属“千重不义”、“万重不义”之徒。反之，如果君主信从其“兼爱”之说，那诸侯自然“相爱则不野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攻》是《兼爱》思想的反证和延伸，是《兼爱》的姊妹篇。其余各篇，基本上是围绕如何实行“兼爱”而提出的各种主张（这些将在后文中提及）。

　　我们知道，任何思想都是现实在意识中的反映。墨子“兼爱”学说的出现亦是如此。墨子游说至楚，惠王称其道是“贱人之所为”。据传，墨子改革后的车辖，“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他还花了三年时间造“木鸢”，飞了一天才落下来。司马谈是这样记述墨家的生活情景的，“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由此可见，墨子具备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并具有相当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个小生产者的代表人物。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小生产者由于其经济地位脆弱，政治地位低下，更是吃尽了苦头。据和墨子同时的李愧计算，当时五口之家，有田百亩的自耕农，丰收年景亩产粟一石半，共收一百五十石，口粮九十石，社闾尝新春秋之祀用钱三百，余下的用作穿衣之费还缺四百五十钱，疾病死丧费及封建赋敛尚未计算在内。墨子也说，老百姓过的日子是“居处之不安，食饮之不时，饥饱之不节”。针对这样的现实，墨子从维护小生产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兼爱”学说，借以保护私有财产，使人们过上“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温饱生活。

　　马克思说：“他们（指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

　　如果说“兼爱”学说是墨子从维护庶民的利益出发，目光向下的结果，那么，他在如何推行“兼爱”之道的方法上，却恰恰与此相反，犯了“唯上”的毛病。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墨子把施行“兼爱”的希望寄予君主、贤士、鬼神和天。在这四者中，他认为君主是关键，余三者是促使君主行“兼爱”之道的辅助物。

　　墨子在《兼爱·中》中指出，“此（指行兼爱之道）何难之有焉？特上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为证明自己的论点，他还引用了晋文公好恶衣，臣皆牂羊之裘；楚王好细腰，臣皆一饭为节的故事。在他眼里，只要“君主悦之”，臣就能“为之”，好像君主一开口天下人便能“兼爱”了。由于墨子认定了要实行“兼爱”，非打通君主这个关节不可，故他在君主身上真是费尽了心机。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点：

　　（一）正君之行。既然墨子认定君主威力无穷，那么端正君主的行为便成了当务之急。他知道，那种横征暴敛“为宫室台榭”之居、“为锦绣文彩”之衣、为“刍豢”、“鱼鳖”之食，蓄妻妾以供淫乐，死后还要“厚葬久葬”的“天下为政者”是断然不会“兼爱”的，于是相应提出了“节用”、“非乐”、“节葬”的主张，试图使君主的劣迹有所收敛。

　　（二）佐君以贤。墨子认为，要想“国家之富，人民之众，行政之治”，任用更多的贤能之士是国君的首要任务。并且提出了“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命”，“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避私怨”的用人主张。什么样的人才能算得上贤能之士呢？墨子说的很明白，就是能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人。这实际上指的是行“兼爱”之道的人。有力“疾以助人”，不就是“兼相爱”吗？有财“勉以分人”，不就是“交相利”吗？

　　（三）师君以圣。墨子不止一次地称颂大禹、成汤、文王、武王这些“三代圣王”。其目的就是借“圣王”之口推行“兼爱”之道，让君主们有师可学。他是这样称颂大禹的，“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故使学者以裘褐为衣，以跂屩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又说“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这里的大禹显然是一个既具有“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的雄心壮志，又具有实干吃苦精神的人物。因此可以说，大禹是“兼爱”思想的具体化、人格化。的确，如果君主们都学着大禹的样子，实行“兼爱”自然是大有希望的。

　　（四）拘君于天。由于墨子相信鬼神的存在，相信“天”至高无上，有的同志就因此说“天志”和“明鬼”是墨子“思想的一个脊梁”，并由此得出墨子是复古派的结论。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我认为，墨子承认“天”，颂扬“天”，不过是一种借助“天”来拘约君主，推行“兼爱”之道的手段。他在《天志·上》中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又接着说，“然则禹、汤、文、武，其得赏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焉。’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传称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称之，谓之圣王。”这其中的“天”，实际上是墨子的传声筒，“兼爱”思想的代言人。在人们敬“天”传统思想普遍存在的时候，墨子借其来约束君主，鼓吹自己的学说是很自然的，也是允许的。

　　因为墨子的学说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所以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墨子赴楚游说以救宋国时，曾以威胁的口吻对楚王说，“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墨子高寿，历鲁悼、元、穆三公，行踪遍于鲁、齐、卫、宋、楚、越，其弟子的数目想来十分可观。故当时墨家同儒家并称“显学”。自汉代起，中国农民起义在准备阶段，多结成宗教团体，其间我们也可以看出墨家的影响（如生活刻苦、舍命行道、分财互助等）。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中，曾以史实为据，写了故事《非攻》，刻画了墨子这个清苦朴素、忧国忧民、深沉而又善辩的动人形象。鲁迅先生还为墨子所最推崇的大禹也写了一篇故事《理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墨子也是颇具好感的。

　　墨子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就是为实现自己的学说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实干精神。他不辞劳苦，不避艰险，游于列国之间，用生动、深入浅出的语言对君主进行说教，力图排解纠纷及战争。他一心一意为实现自己的学说奋斗，决不为利禄所动。楚惠王五十年（元前438年），墨子献书惠王，惠王不用其道而打算留下他养起来，墨子说，“翟闻贤人进，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今书未用，请随行矣”。越王曾以五百里之地封墨子，但他一听越王不用其道，终不肯受。

　　墨子为自己的学说奔走了一生，但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没有意识到人民的力量，更没有意识到要彻底摆脱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只有走武装起义的道路，而是寄希望于君主，但是封建统治阶级（地主、旧贵族）同人民的利益是那样水火不相容，因此他到处碰壁，充当了庶民失败的代表者，而他的兼爱思想却成为历史宝库中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