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87），战国时期鲁国（一说宋国）人，名翟。墨家创始者。宋昭公时期为宋国大夫。自称“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事”①。初“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以为其理烦而不悦，厚葬靡财而伤民，久服伤生而害事”②，乃立新的说，聚徒讲学，徒属满天下。与儒学并称“儒墨显学”。其学说主旨是“兼相爱，交相利”。其理论中具有大量关于人才理论的论述。
人才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在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在我国，自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巨大变革，需要并产生了大量的人才。先秦诸子百家中几乎都有自己的人才理论。那么并称世之显学的墨家，又有怎样的人才理论。其理论对后世有怎样的影响。
当今中国社会同样也处于剧烈的社会发展和变革时期，人才问题再一次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试从墨家人才理论分析出发，结合现实意义，浅论墨家的人才理论，对后世社会人才理论的影响。
一、尚贤
墨子有尚贤之说，为什么要尚贤呢？
对此墨子先向统治者们，也就是“王公大人”提出一个问题：“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亡，是何故也。”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的问句，我们从墨子所设立的这个因果关系中不难看出，他把人才与社会的强弱贫富和治乱设立成因与果的关系，把人才与国家存亡兴衰联系起来。统治者在管理国家时都想使其富强、人民众多、政治严明，但是的事实却与统治者的想法相违背。
那么造成这种因果负效应的原因在那里？墨子有明确的回答了王公大人们：“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使）能为政也”。
墨子在通过历史事实证明“尚贤为政之本也”的同时。通过“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则，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如其不能也，是何故”“今天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建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事（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名于小而不名于大也”。
这两段话尖锐的指出“王公大人”们在实际治理国家时自相矛盾的表现，并讽刺“王公大人”们为“名于小而不名于大”。
孔子则有“举贤才”之说，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最关键的是“举贤才”。如孔子与季康一起讨论治国之策时，孔子严厉的批评卫灵公昏乱无道。季康就问孔子“即使如此，卫国问什么没有灭亡呢！”孔子说：“卫国之所以没有灭之，是因为任用了各有所长的孔、祝和王孙贾三人。中叔治宾客；祝治宗庙；王孙贾治军，夫如是，其丧”。③
孔子在《中庸》中讲：“文武之政，布在之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芦也，故为政在人。”
可以看出不论是孔子还是墨子他们都肯定人才的价值，更充分的肯定了人才在建立和维护人类生存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代替的作用，并用一生的精力游说不同的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重用人才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墨家和儒家是有着牢固的内在联系的，把儒墨两家学说对立起来应是有一定限度和范围。
二、为贤
那么贤才的重要性在社会活动中是那么的明显，什么样的人算是人才，作为平民代表的圣人，代表平民的社会理想，对人才必备的条件就具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此墨子给了一个限制性的标准。同时设定了人才必备条件的层次问题。
《兼爱中》云：“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其意思为，仁义之士所要做的事，必须是兴盛天下人的公利，消除天下人的危害，以此作为自己的事业。也就是说，君子要兴盛天下人的公利，消除天下人的公害。
《经上》又云：“义，利也。”以此可见，墨子所言的“兴天下之利”，就是要兴天下之正义或者公义。为此，仁人君子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正义感。这也是君子为人的根本原则所在。
墨子还明确的指出贤者必须：“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
墨子认为贤者第一条就是要具有“德行”高尚的仁人，这种高尚的“德行”很明显是在“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是贤者所具备的最基础的条件。
第二条是墨子根据自身的情况，特殊的历史环境条件下的要求。当时诸子百家相互争鸣，各诸侯国相互发动战争。墨子把“辩乎言谈”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主要手段，同时与其他学派进行辩论，推广其思想的重要工具。
第三条是知识的标准，也就是墨子要求贤者要有广博的知识结构面，在处理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办法。
针对“为贤之道将奈何？”的问题，墨子明确回答：“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在这里墨子设立了关于贤才的三个层次问题。
第一层次：在物质形态以下的人类群体的相互依赖相互帮助的原始形态。“有力者疾以助人”
另一层次：是在物质形态范围以内的，人类对社会物质认识的心理过程。“有财者勉以分人”
最后一个层次应当是墨子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他人格自塑审美的理想目标，我认为最后一条也是墨子自喻的一种说法。
我们从墨子所定的贤才标准和设定的人才的层次出发，可以看出墨子想通过贤才在社会活动和在人类历史社会中的行为中潜移默化的做到“兼相爱、交相利”的终极目标。
三、选贤
当证明了“尚贤”的社会重要性，并给出了贤才的要求标准，但是贤才存在的价值要在社会活动中才能体现和发挥，如何让贤才充分的发挥他们在社会的作用，这就需要有一个社会过程“选贤”（“举义”）。
由于当时文化背景和历史基础等诸多原因，春秋战国时期，等级制度和门第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官吏选拔、任用一直是沿袭氏族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世卿制度。在这种环境下如何选择并且任用贤才。
在墨子的理论中论述了三条基本的原则“举义不避贱”、“举义不避亲疏”、“举义不避远近”。
墨子还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中的。这样官位、权势等都有一定的流动性、竞争性。“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致使无论是在位者还是平民百姓都不敢有所懈怠，反而会更加兢兢业业，积极进取，调动了社会群体的整体的积极性，发挥了社会群体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这种理论是科学的，符合事物运动发展变化规律的。
虽然孔子也曾主张“举贤才”但是他与血缘宗法制度决裂彻底还是不够的，他以“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等为基础，主张“故旧不遗”。④而代表平民的墨子则彻底的与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决裂。因为它要求解决的是有什么样的人来统治管理人民，与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相抵触。“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应为天子……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尚贤》。在墨子的思想中，不论你是天子还是三公，只要是昏庸无道都可以选择能胜任的贤才取而代之。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以至于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他无法像孔子思想一样被接受并且受到推崇，反而销声匿迹几乎成为绝学的主要原因。
四、用贤
墨子在对于论述人才的各种条件具备以后，那么他是如何全面客观的使用所选出得贤才和管理他们。他又是怎么样来考察贤才是否在社会中发挥了其相应的作用，如何去奖励和惩罚他们。
墨子说：“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使）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⑤。也就是说通过听一个人的讲话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文化修养、品德修行。但是“听其言”往往只是片面的，不能够具体全面的了解这个人。于是墨子深入的提出与“迹其行”相结合。通过一个人的讲话和对他行为表现的分析，得论出此人的能力的大小。做到察其所长，用其所长，做出量才任用，人适其位。
同时墨子认为贤才“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避）私怨”。⑥
据上引文，可以做如下解析：
1、“尚贤”不避“贵贱”强调的是“有能”的人就举用。这里，消除了“尚贤”、“举能”的地位界限，在这个社会视域中，我们可以看到，墨子并不注重等级但其中却容结着一个人才的前在的和后在的地位落差问题，可以说人才的前在阶段，也就是没有被举用的“农与工肆”到被举用的后在阶段，其社会地位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2、墨子论人才不避地位高下，其实，所用心的是“农与工肆之人”，也就是说墨子关照举用的“有能者”是布衣平民所以强调“高予之爵重于之禄”——这里已经显示了人才的前在和后在的也就是举用前和举用后的地位差异。
3、墨子十分重视人才举用前和举用后的爵禄地位，并提出了相应的根据，认为：“爵位不高则民不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这是阶级社会平民思想家的思想负载在中国历史上的深远的影响而且我们也不能否认其现实意义。当然作为历史文化思想的现代认识就不能不建立在这一思想形成的基点上追考它的文化渊源。
4、墨子重视人才的爵禄而强调民意这并不是终极目的，其终极目的是“欲其事之成”出就是“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分禄”投归于“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这是墨子人才论的核心，也是他祈愿的最理想社会，最终达到墨子的“尚同”的世界。
墨子主张要给贤者提供优厚的条件对贤者，要“富之，贵之，敬之，誉子”；“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显然，这条件既包括一定的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激励。就是说，既要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又要赋予其崇高的社会地位同时还要授予其职权使其充分施展才能。如果不能在爵、禄、事三方面厚待贤者，那么，“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
五、对后世的影响
墨子思想在秦以后消失了，但是作为一种人才观，墨子的尚贤思想却被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起来，他关于“尚贤事能”的一系列主张，为后世所反复提倡和发挥。
战国除老庄外，几乎都受了墨子尚贤思想的影响，并且把“尚贤事能”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朝的任免制，汉代的察举制，隋唐以后的科举制，都是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但受封建制的局限，不可能真正地把人才选拔上来，做到人尽其才。封建王朝一个一个地衰亡，固然有其自身诸多的矛盾因素，但不能真正“尚贤使能”也应是一个重要因素。龚自珍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士皆知有耻，则国永远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耻。”意思是，不知耻是大大小小封建官吏的共同特点，正因如此，才使国家衰败不堪，社会风气日下。龚自珍又指出，“腐朽的封建官僚制度根源之一在于科举制，”可见，封建社会的局限使选择人才很难真正落实，“人尽其才只是一句空话。”
清末废除了科举制，选官制度基本上实行任命制，即上级任命级官吏。其后的北洋政府、蒋介石统治时期，由于社会性质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问题有了根本的改观。首先，由于人民当家作主，大批工农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大量的劳动人民子弟接受了教育，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专门人才，一些旧社会遗留的知识分子，还有大量的留学生回国，建国初，人才济济，对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紧接着出现了新问题。首先，任命干部制度是选拔管理人才、政治人才的唯一制度，它由党的组织部门负责实施。从理论上讲是行得通的，因为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代表人民的利益，党任命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但实践起来就出现问题了，问题就出在某一个组织部门的几个人，就思想素质、政策水平等方面能否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固然，现在组织部门有考核干部制度，但笔者认为，这种考核制现在很多基层单位已形同虚设，再看文化科学人才的选择。建国后，我们的科技人才从正常教育中得到，即从中学、大学、研究生等得到。但从50年代末开始的极“左”思潮泛起，不重视人才，使我们选择人才又进入低谷。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才只是“红五类”余则在排斥之外。这个非常时期就不在论述之内。但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我们在选择人才局限于“根红苗正”，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庸俗化了，压制了大批人才。
当今中国正处于轰轰烈烈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从世界普遍趋势来说，任何一个由传统的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国家，其社会管理、行政管理上都必须追求人才资源丰富化和人才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而我们就更应充分挖掘《墨子》理论当中的沉积，充分借鉴其优秀的人才理论，结合现实情况和现实社会环境，为我国实现小康社会努力。
注释：
①《墨子·贵义》）
②《淮南子·要略训》
③《宪问》
④《论语·泰伯》
⑤《墨子·尚贤中》
⑥《墨子·尚贤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