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齐文化黄老学说的渊源，追寻黄老学说帝王之术的发展，就必须把聚光点投到先秦时期最后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韩非子的身上。韩非子虽是韩国人，但其师承和思想渊源正是齐文化中的黄老学说。他的老师荀子曾三为齐国稷下学宫祭酒。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韩非曾数以书谏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司马迁所列《韩非子》篇名都是论述帝王之术的代表作。“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继承发展了齐文化中的黄老学说，建立了一个法、术、势三者结合的帝王统治术体系。

　　一、“明法者强，慢法者弱”

　　韩非在《难三》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在《定法》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巨之所师也。”据此可知，韩非所说的法，是指官府制定的成文法，向百姓公布之后，就成为衡量人们思想行为的标准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从而使“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韩非子·八说》）韩非子把赏罚称为君主贯彻法令、维护统治的“二柄”，他说：“明主之所导制其巨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二柄》）他认为赏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合乎人好利恶害的本性。“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他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即便作为君主也要依法行事，“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同上）韩非已经把法提到绝对化的高度，“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韩非子·饰邪》）他甚至说：“废常上贤则乱，合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韩非子·忠孝》）

　　二、“固术而不慕信”

　　何为术？韩非子在《定法》中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所谓“循名责实”，就是要求名实相副，臣下做的实际工作，做少了是失职，做多了是越权，都不算名实相副。君主对名实相副者行赏，反之则施罚。术，这里是指任免、考核臣下的方法。韩非又说：“术者，藏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难三》》）术，这里是指君主在进行统治时，可以用各种不可告人的阴谋权术。对帝王的阴谋权术，韩非子论述得是很精当的，如“疑诏诡使”，用诡诈的手段来使用臣下；“倒言反事”，说反话做反面的事，以此探得奸情。（《韩非子·内储说》上）他主张建立情报网络监视大臣的行踪，甚至不惜用暗杀手段对付巨下，反而美其名曰：“此谓除阻奸也。”（《韩非子·八经》）这就是他所谓的“固术而不幕信。”（《韩非子·五蠹》）但韩非也反对“徒术而无法”，认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三、“人主处制人之势”

　　韩非的所谓势，其实质是指国家政权来说的，君主要做到令行禁止，就必须以掌握权势为前提。关于势的重要性，韩非在《难势》中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在《功名》中他又说：“夫有才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下临千切之溪；村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于无势也。”势既然如此重要，所以他主张君主要集权于一身，只要“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韩非子·五蠹》），手握赏罚大权，就可以洞悉一切，不管多么凶险狡猾的臣子也不敢欺骗君主了。在法与势的关系上，韩非强调：“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这说明他主张法与势要互相结合。

　　总之，韩非以势为后盾，用术来驾驭群臣，用法来对待人民。他的主张为当时的国君提供了完备的统治手段，但他反对教化和仁爱，不要贤良，过度地强调了专制独裁和暴力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