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尽心下》中，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这段话，即著名的“民贵君轻”说，是孟子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孟子能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置于国君、社稷之上，这种认识多么难能可贵！

　　孟子的民权意识，表现在与弟子万章的第一段对话中。万章问孟子：“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说：“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问：“然则舜有天下，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孟子·万章上》）这里孟子是说尧把舜推荐给天，天接受了；天又把舜公开介绍给百姓，百姓接受了，于是舜才做了天子。

　　“选贤除恶，惟看民意”，这是孟子“仁未可也政”思想的又一内容。孟子与梁惠王的谈话，则是其“民意”倾向的体现。孟子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梁惠王下》）与选贤一样，除恶也惟看民意：“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同上）这种以“国人”意见为出发点来决定是用是杀的思想倾向，同样是难得的。

　　还是在同梁惠王的谈话中，孟子说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种“保民而王”的观念虽然归根结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在那争战频繁民不聊生的战国时代，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既然人民是根本，就应当一切权力归人民，就应当顺从人民的意愿，就应当对人民进行保护。那么，怎么保护呢？正如《寡人之于国也》中所说，一要“不违农时”，二要“数罟不入洿池”，三要“斧斤以时入山林”，这是从宏观上讲“仁政”的三条具体措施；微观上，则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又是三条具体措施。但是，仅仅抓物质文明是不够的，还要搞好精神文明，即“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归纳起来，就是一要“制民恒产”，二要“进行教化”。

　　所以说，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一个体系，是对孔子“仁”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自有其广博的内涵，这里不可能也无需一一列举。但是，对于孟子，如果仅仅停留在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个判断句的认识上，那是远远不够的。在初步认识孟子仁政思想的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再去学习其“仁政”思想的具体内容（“制民恒产、进行教化”），便会有举重若轻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