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人之道

　　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天人之道”。较大宇宙而言，人本身是个小宇宙，与大宇宙一样运行，并与之息息相关。天人之道，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母题。

　　先秦时代的“天”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自然之天。二是神灵之天。

　　当时的哲人们偏重以自然论天，或是偏重以神灵意志论天。所谓“究天人之际”，主要是神与人，天到与人道，自然与人为之间关系的探索。其中又以探索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为重点，由此形成“天人合一”“天人之分”，“与天地参”等天人关系的三种主要的学说。

　　（一）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强调的是天道与人道，自然和人为息息相通的和谐统一。孟子和庄子的哲学中对此有一定的阐述。

　　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命题，认为人性与天道是相通的，同意的。人心是能感应天地与人相通的主体。人尽量发挥自己的本心，就能了解自己的本性，而人的心性是天地所赋予，因此人知性也能知天。（佛教入中原后，也被中原文化所同化，由于出自东方哲学体系，很快就被圆融。观心知性，感及宇宙是很多佛教流派的修行方法。《西藏生死书》中有生动记载）“天”虽不以具体神的面貌出现，但却代表这一种最高主宰，最高的必然规律，既是个哲学概念，有具有一定的宗教意味。孟子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新，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公孙丑上》）等善良的本性是人与生俱来的禀赋，只要加以扩充和引导就能成善性，最终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精神境界。庄子也主张“天人合一”，并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为最高境界。不过与孟子强调扩充本性的思路不同，庄子走的是一条收敛心性的方法。庄子认为，自然与人类原来是合一的，和谐的，是由于人不知道收敛自己的欲望，出于对知识，理性的盲目追求，才破坏了天与人的统一。心和真理本在自己身上，却要向外寻找，是件愚不可及的事。因此，他主张“常因自然”，“不以人助天”，要求人们克服知识，理性引起的盲目的狂妄自大，让自己的欲望顺应自然法则。“坐驰”以逍遥游于天地之间。出于这样的思想，庄子对当时各家学说及其影响下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应当消除一切认为的建构，重新归于自然，恢复天人和谐的主张。庄子对人的社会生存意义的看法未免过于消极，但他强调人应归于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则对于我们现代文明发展的思考有着积极意义。在中国“自然”的人文精神里，有相当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哲学理论上，在工艺美术，园林布局的“器”的层面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二）天人之分。

　　“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相反，强调自然和认为的区别，组成一完整的辨证对应。它主张以积极的姿态来面对自然。其代表任务是荀子。荀子否定天有意志，能支配人类的吉凶祸福，认为天是物质性，自然性的存在。他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明确指出天和人各有自己的规律和功能，不能相互替代，人应该“明于天人之分”，与其以为歌颂自然，对自然顶礼，不如积极发挥人自身的力量来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使之为人所用。因此，他直截了当的批评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

　　（三）与天地参。

　　“与天地参”在肯定天道与人道有区别又相统一的基础上，强调人可以参与自然界的变化。是上述两者的中庸。

　　《周易大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传》）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道属于不同的层次，既有所区别，又相互联系。人处于天地之间，其使命就是要“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即依靠人的主体能动作用，来调节自然的变化，协助万物达到完满的成就，而人自身则在此过程中实现“与天地合德”的人格理想。《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便是对这一思想更为明确和系统的表述。

　　以上三种天人关系学说相辅相成，辨证完整，不相对立相排斥。凡主张天人合一的，都以天人有别为前提；主张天人之分的，也不否认天与人的互动联系。只是“天人合一”说强调人类要适应天道，改造利用自然。至于“与天地参”之说，则在承认天人间区别的同时，又看到天人之间可以同一，而且同一的基础在于人的主动性。提倡人要积极进取，重视在生生不息的生命洪流中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处。这成为后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处理天人关系的根本原则和主导思想。

　　二．人伦之间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独立功能的整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处理人伦是门很深的学问。这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成为哲人们十分关注，各抒己见的课题。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代表，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与道家相反，不多涉及幽玄意识，务实于人类社会。它以伦理关系解释人类群体生活特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敬互爱，谦和容让，和谐共处。这思想也具有可操作性，后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体系，使社会井然有序，是形成中国社会关系中“家国同构”思想的基础。其中的“仁爱”、“兼爱”已成为中国人文精神中的基因，铸成华夏宽和包容，雍容大度的民族风范。

　　先秦关于人伦理念的主要思想给大致概括为：

　　（一）仁者爱人

　　“仁”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是儒门提倡的君子之风的关键词。其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当然，这种尊重是有区别的，有条件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儒家的仁是推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是有差等的爱。

　　孔子的仁推而广之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多方面内容和要求。但简言之，都以“爱人”为根本出发点。为仁的原则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学的基本理念。他周游列国，游说梁惠王，提出“仁政”，认为“民贵君轻”在当时的奴隶社会，奴隶君主可以随意生人，也可以随意杀人的社会情况下是相当具有胆识的。这个思想对之后的中国哲学思想，为政之道都影响甚大。唐时魏征谏太宗：“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便是这一思想的传承。基于这一立场，孟子斥凭持武力，扩展野心，以百姓的福祉为代价满足私欲的政治为“霸道”，强调充分重视百姓利益，以仁治天下的“王道”政治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见《孟子见梁惠王》中的对话）

　　另外，有必要提一下，除了儒家的“仁”外，同时的墨家提倡的“兼爱”，也是中国哲学上有影响力的学说。主张爱人如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还把“兼爱”和“交相利”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不能离开“利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人人尽己所能利人，才是真正的爱人。墨子的“爱人”与儒家不同，是种无区别的爱，不分远近亲疏，平等地爱一切人。与西方的博爱类似。墨子的兼爱更加胸怀广大，含有打破家族本位的倾向，但与后来封建社会结构很不协调，反倒不如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大，易实行。

　　儒门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都是肯定自我与他人是同类，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互护持，相互理解，闪耀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至今都有积极意义，而且只要人类社会存在，这样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具有永恒的意义。

　　（二）五伦与十义

　　要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就要理解每个人在不同伦理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相应的权利和责任。将其以适当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确定下来。儒家思想特别重视这一方面。孟子对此有个界定“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长幼包括兄弟在内。后世所讲的人伦。就是按照孟子的书法“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最基本的五种伦理关系，称为“五伦”。

　　五伦中，共有十种角色，每种角色都有其所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就是“十义”，即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君臣之间的权利和责任是相互的，和汉后要求一方必须服从一方——丈夫可以休妻，妻子不能休夫的不平等关系完全不同。

　　（三）“知礼以立”的概念

　　“礼”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制度化体现。政治制度，法律准则和道德规范是其中很重要的三个方面。孔子非常重视礼，他说“不知礼，无以立”“克己复礼以为仁”。社会要安定团结，个人要发展完善，没有礼的约束和熏陶是不行的。对当时社会上层人士——如季子的无礼之举，孔子曾以决然的态度愤怒斥责。

　　在周末这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努力保持周礼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但他承认，礼制的具体内容可以根据时代的需要做调整。其实，孔子的思想也是与时俱进的。

　　（四）以和为贵的思想。

　　“和为贵”是中国人文精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商业上，政治上，外交上都有体现，是先秦哲学留给后世，留给中国文化体系，民族精神的宝贵智慧遗产。

　　日本自诩为“大和民族”，由于岛国的特性，在生存环境的局限中无奈求“和”。人与人之间彬彬有礼各自疏远，失之“爱人”，求国内表面之和却向外歇斯底里疯狂扩张。这于中国人文精神中“和”的概念大不相同。

　　中国哲学中的“和”，原意是为相应，引申为和谐，特别是多种不同事物间的和谐统一，是建立在仁爱基础上的，是种雍容大气的包容亲和。《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并解释说“一他平他谓之和”。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矛盾以及平衡，统一才会生新事物。而简单重复，绝对同一则不可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孔子也主张“和而不同”的和谐宽容精神。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强调社会的整体和谐。孟子注重“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与人伦的思想紧密相扣。荀子提倡“群居和一”，他说“人生不能无群”，而要使群居无争，则需要一定的行为规范，使彼此和睦相处。“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只要社会各阶层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就能够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两千多年过去了，今天，中国的政治仍然遵循这一原则。千年的变化和分合，都证明了“和”之贵，以“和为贵”是最佳的生存出路。在历代大儒的推崇下，它深入每一个社会细胞——家庭中，最终融化为全体国民的国民性，孕育了我们民族热爱和平，宽容博大的胸襟气度。

　　这不仅对于中国，对于世界其他民族来说也是一条至理名言。

　　三．中庸的辨证

　　孔子赞美“中庸”为至高的德行——“中庸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同时，孔子又认为中庸是一种思维方式方法，强调“时中”，“用中”，要求人们随时选取适中的标准，随具体情况采用适当的方法。孔子的孙子子思作《中庸》，着重继承并发挥孔子中庸的思想，强调“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人们若能把“中和”的道理加以推广，天地就各安其所，万物也各遂其生了。《周易大传》也赞扬中道，重视“中正”，“中行”，认为中正即吉，反之则凶。“中庸”主要是强调适度，认为凡是都有正反两面，越了度都不佳，即“过”和“不及”都不符合事物的标准，都会损害事物的稳定性。期间尤是强调不要太过，主张凡事都不要过度，以免适得其反。这种中庸思维有助于事物间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变革，如果运用的好也会有很大助益。书中常念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就是中庸道理的体现。

　　先秦诸子思想为中国的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核心思想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已经深入中国的人文精神，演变为俗语和民间格言，对国民性格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还是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无论是“仁者爱人的博大胸怀，还是克己复礼的谦恭自牧，都闪耀着先贤的智慧之光。这种智慧，将永远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