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看经学在墨子、庄子、管子、韩非以及吕不韦的杂家等诸子中之地位，一个比较共同的表象就是多好引经据典：墨子之学与孔子相似，皆出于史，尤其是对《诗》、《书》的重视，在自己兼爱，非攻以及崇尚节俭的思想中多有体现，如在《节葬下》历引尧舜死葬的情形；《兼爱下》又有出于《洪范》的“王道荡荡”；《明鬼下》引《书·甘誓》的全文。庄子与管子也是如此，庄子许多篇章中多有对《易传》的引用，如《秋水》篇“北海若曰以道观之”一段中“消息盈虚”出自于《易传》。而管子则比较重视礼，如《枢言》第十二“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排斥法家，融贯诸子百家的杂家，礼乐思想占了很大的比重，据徐先生的统计，引《诗》者十，引《书》者六，引《易》者四。而且为了论证他的观点，引用了大量的《左氏传》中的故事。即使是反对儒家墨家，反对古代文化的韩非，在著书立说时为加强自己论点的力量也是假借古代经典，他排斥诗、易以及礼、乐，却在《书》与《春秋》中断章取义，作适合自己思想的解释证明了经学在先秦思想史中所具有的不可低估的能量。

　　而另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论他们对儒家的态度如何，是反对还是融会，调侃都无法摆脱其思想对自己的影响，而大量引用其言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儒家对周以来的经学思想继承的最为系统全面，学术价值也是最为丰富。而这是经过儒家几代人的努力的。先是孔子及其弟子奠定了经学基础：“把贵族手上的文化及文化资料，通过他的‘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既修之与己……成为真正的文化摇篮，以弘扬于天下，成为尔后两千多年中国学统的骨干……令《诗》、礼、乐成为一个人格升进的精神层次的复合体……对《诗》、《书》、礼、乐、《易》作了整理和价值转换的工作，因而注入了新的内容，使春秋时代所开辟的价值得到提高、升华，因而也形成了比较确定的内容与形式……”（徐复观语，见《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孔子及孔门——经学基础的奠定》一文）。而后又有孟子发展了《诗》《书》之教，常以“礼义”连辞，将“仁义礼智”作为人的四种基本德性，进而发展出具有自己特色的仁义之说。另一位儒学大师荀子则是发展了礼乐之教，在孔子时代虽然已经奠定了基础，但是经学有后世之重要地位，还要具备一种由组织而具体化之形式，而这一工作是由荀子开始的。他特别重视礼，而且突出了《诗》、《书》、礼、乐的组成意义，并且开始与《春秋》组合，使经学形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此，六经便整备齐全了，从而对汉代的经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综上可以看出，儒家对经学的传承，阐述以及发展是最为系统，底蕴是最为深厚的，学术价值最高，因而对整个中国的文化的影响也是最为深远。“经学的基本性格，是古代长期的政治、社会、人生的经验积累，并经过整理、选择、解释，用作政治、社会、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的”，从而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指导意义，而反观其他诸子的经学思想，更为急功近利一些，从政治角度来利用的成分更多一些，尤其是严苛的法家，甚至不惜对古典文化断章取义，而且要么是过于维护自己的哲学思想，要么是发挥自己的政治哲学而对上古文化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和学习，儒家自然也是希望谋求更大的政治地位，但是相比较其他诸子，治学态度更为严谨，学术体系也没有断裂，自孔子及其弟子再到孟子、荀子，思想日趋成熟完备。所以说几千年来儒家学说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不是偶然现象和机缘巧合，更不是单纯的靠政治扶持。其对经学之态度以及经学在其学术体系之地位更有决定作用。而这种态度和地位也对诸子学说的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历来有学术政治化的特色，这一方面导致了学术向政治靠拢以谋求显学地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政治势力往往可以操控学术。所以战国时代最为各国统治者重视的是急功近利色彩最为浓重的法家学说，一统中国的也是将法家学说贯彻最为彻底的秦国，而学术气息最为浓厚的儒家思想则继承了春秋时代孔子的没落命运。不过混乱的年代是暂时的，一旦追求长治久安的话，法家学说很快暴露出弊端，严酷政策与学术建设苍白是强大的秦速亡的内因，上层政治社会也认识到虽然对于维持统治来讲，法术是必须的，但是也要对其进行包装，屡次尝试之后，对上古文明传承发展最为完备的儒家学说逐渐浮出水面，其对礼乐制度和仁义的内涵阐释发挥都可以被统治者拿来麻痹民众，维持等级秩序。因为政治需求，儒家学说成为了统治者“阳儒阴法”的那件温情的外衣，从学说被重视被扶植角度看，儒家学说是成功了，是苦尽甘来了，但是也开始了被政治形态利用的历史。孔子的愿望也许是实现了，但是儒家的内核却是逐渐地丧失，越来越背离它的精神主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