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儒教新纲领

　　为了说明朱熹的儒教新纲领，简单追溯儒教的形成和发展、介绍儒教的旧纲领是必要的。

　　一

　　中国的传统宗教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争鸣的各家都以自己的方式，述说着对天道、人事的看法。在那个时代，旧的秩序破坏了，传统的观念也冲破了。学者们可以自由争鸣，诸侯们也可以各行其是。社会在进步，也在混乱。秦朝统一，不仅车同轨、书同文，而且宗教也统一起来。秦以白、青、黄、炎四帝为至上神，其他诸侯国的神灵则降到从属的地位。秦朝君臣相信当时流传的上古帝王泰山封禅的传说，并亲自付诸实行。给传统宗教增加了一道绚丽的神光异彩。秦朝在政治上以吏为师，在宗教上，他们仅仅采纳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从孟子和今天称为“黄老帛书”的文字看来，当时的学者们认为，上帝不仅给自己降生的民众树立了一个君，而且还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师。孟子还援引《尚书》的话，来证实自己作师思想的不虚。不论《尚书》中是否确有这样的文字，还是《古文尚书》后来的伪造，有君、也应该有师的思想，是这一时期学者们普遍相信的思想，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儒教。君和师可以由一人兼任，但君和师两种职能却不可或缺，如有缺失，就会导致天下大乱。汉代学者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认为他们不行仁义。不行仁义，也就是放弃了师道。

　　还在戎马倥偬之际，学者们就向刘邦称说《诗》、《书》，但是继秦而兴的汉朝所选中的师，首先不是儒家的圣人孔子，而且是老子。所谓“汉承秦制”，不仅是政治上，也是在宗教上。在宗教上，刘邦仅仅在秦的四帝之旁又补上了黑帝，其他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下来。五帝之中，黄帝居中央，地位最高。天作之师，自然要奉承天意。所以老子的学说，就不仅仅是他的一家之言，而是天意。黄帝是上帝之首，所以也就黄、老并称。除了这种宗教上的原因以外，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说明“黄老”为何并称。因为黄帝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乃是一个行仁义的形象，甚至是行仁义思想的创始者。而老子学说的主要论敌，就是行仁义者。从学术倾向上，他们是绝对对立的。

　　黄老之治恢复和发展了生产，社会得到了数百年来所难以求得的安定和富足。但是这种优悠放任的状态可以适应小范围的社会生活，却不适宜统治人口众多、版图广大的统一帝国。与安定、富足相伴的，是秩序的混乱，特别是上下等级秩序的混乱，这就是当时所说的“四维不张”。被历代学者所称颂的天才贾谊大声疾呼，要求实行仁义。而实行仁义的基本内容不是那种浮浅理解的所谓给一点爱，而是要“张四维”，整顿上下的等级秩序。而要行仁义，就应该崇任儒术，重新为国家寻找导师。

　　贾谊的呼吁没有奏效，他本人反而受到排挤和打击。但是七国之乱给了人们绝大的教训。行仁义、任儒术的思想在暗中继续发展。汉武帝一上台，他的宰相、太尉就怂恿他实行儒术，但是遭到了健在的窦太后的严厉镇压。窦太后死，汉武帝就立即确定了独尊儒术的政策。对于古代政教一体的国家来说，行儒术，也就是使儒家的学说成为对传统宗教各种问题的正式解说。神灵的名称、性质，要根据儒经来说明；对神灵的祭祀要根据儒经来安排；神灵的意志，以及人们应当如何事奉神灵，也要据儒经作出解说。而对儒经的解释权，则在儒者手里。对儒经的解说，包括依附经文的注释和脱离经文的发挥，构成儒学的基本内容。而儒教，就是儒家学说和传统宗教的结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经由儒者们依据儒经加以安排和整顿的中国的传统宗教。

　　因此，汉武帝确定独尊儒术，是儒教正式诞生的标志。而董仲舒回答汉武帝的《天人三策》，是儒教的第一个纲领。

　　二

　　《天人三策》的基本内容，是说究竟怎样做，才能得到上帝的保佑。汉武帝在策问中首先追溯了五帝三王以后“大道微缺”的历史，然后问道，师法上古之治，对于保持天命有没有作用：

　　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途之士，欲则先王之去以载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谬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呜呼！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

　　接着就进入更实质的问题：怎样才能保持天命：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刁闻其号，未烛厥理。伊与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享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灵，德泽洋益，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这个问题，也就是司马迁作《史记》所要究的天人之际，这是当时学者们所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当时宗教--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问题。董仲舒之所以能成为汉代儒宗，就是他最好地解决了这个时代课题。

　　董仲舒的对策一上来就说：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这是董仲舒对汉武帝策问宗旨的理解，这个理解，是最正确的理解，它得到了汉武帝本人的认可，董仲舒的回答被认为是最好的回答。这个理解表明，汉武帝策问的宗旨，是天命和情性问题，而首先是天命问题。据后来董仲舒的言论看，情性问题也是天命问题。所以，汉武帝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天命问题，并且主要是一个国家的天命问题，即一个政权如何才能得到上帝的保佑的问题。

　　董仲舒回答道：

　　臣谨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改，而伤败乃至。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这就回答了汉武帝的第一个问题：天是仁爱的，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命令；人的努力是有效的，事在强勉。强勉，就是“强勉行道”。问题是行什么样的道，也就是说，什么是道？董仲舒的回答是：

　　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道，就是仁义礼乐之道。这个道，就是儒者之道。行这个道，就可以得到上帝的佑护，就可以保持自己所受的天命。即使圣王已没，他的子孙们仍然可以长久的享受安宁。从这个意义上说，事情的成败，关键在于自己：“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对策最后，董仲舒总结道：

　　《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总结董仲舒对策的宗旨，就是一句话：即行儒者之道，就可以受到天的佑护。反过来说，天所佑护的，只是行儒者之道的人。由此开始，传统宗教教义就被奠定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而传统的宗教，也就成为儒教。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儒教的第一个纲领。依据这个纲领，儒者们勤恳地观测着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因为那是上帝对政治好坏的反应；儒者们认真地研究如何制礼作乐，因为那是进行教化、行仁义之道的根据。从此以后，儒者们依据儒经，确定了上帝的名号，不断修订、安排祭祀的礼仪，以求得到上帝的佑护。虽然汉武帝的策问已经在寻求性情问题的答案，董仲舒在对策中已经指出人心、特别是君主之心的重要：“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最后是天下太平，阴阳调和，祥瑞毕至。但是，在上千年间，儒者们注意的重心还是放在人的外部行为上，对于心性问题的研究始终难于深入。这样的状况一直继续到唐朝中期。

　　从唐朝后期开始，上千年的历史经验，当时现实中的教训，佛、道二教在理论上的影响和进逼，使儒者们逐步把注意的重心转向心性问题。其标志就是对《大学》、《中庸》和《孟子》的注意。经过儒者们数百年的努力，到朱熹，儒教对心性问题的探讨已非常深入，遂产生了继董仲舒之后的一个新的纲领，这就是朱熹的《大学章句序》。

　　三

　　《大学章句序》之首，在指出《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以后，接着就说：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这段活的前身，是《孟子·梁惠王下》所引的《尚书》中的文句：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后来出现的《古文尚书》，文字和这里稍有差异：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这段话，是儒教天人关系的基本纲领，朱嘉的儒教新纲领，就是对这个纲领的发挥。

　　依儒教的基本纲领，民众是天所降生的，至少是天所保佑的对象。天为民众所作的事，就是为他们选择、树立了一个君、一个师，让他们协助上帝，治理好百姓，把上帝的恩惠送到四面八方。自然，君主和师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才能治好百姓，如何才能把上帝的恩惠送到百姓那里。二千多年来，儒者们勤恳地研究治国之道，即所谓研究人事问题，就是遂行上帝交给自己的任务。董仲舒的纲领所说的，就是君主或师怎样才能协助上帝治理好百姓。董仲舒的答案是，行仁义礼乐之道，行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天人三策》)因此，仁义礼乐之道，五常之道，就是天意。是天，要求世人行仁义礼乐，守三纲五常。因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

　　依董仲舒的意见，仁义礼乐、三纲五常，是天意，然而对于人，却是外在的东西。假如人的本性中没有遵守仁义礼乐的根据，那么，让人遵守这些规范，就会是一件困难而不易做到的事情。就像鸟儿的本性不会游泳，让它游泳就是一件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一样。老庄正是这样抨击儒教的仁义之道，认为仁义就像牛的鼻具、马的笼头一样，危害着人的本性。但是朱熹指出：天降生了民众，赋予他们的不仅是生命，而且给了他们一个仁义礼智的本性。这样，人们遵守仁义之道，就不是从外部强加的限制，而是自己内在的本性。这就像鱼儿要在水里游，鸟儿要在天上飞一样的自然而然，一样的应该。反之，不遵守这些规范，倒是自己危害自己的本性。

　　经由朱熹的说明，则仁义之道不仅是外部的规范，而且是人内在的本性。外在规范和内在本性，不仅不再互相冲突，而且是相互补充，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为了说明天如何赋予了人一个内在的仁义礼智之性，从宋代开始，儒者们广泛探讨了理气以及它们的关系问题，从天理出发，程朱得出了“性即理”的结论，成了这一时期人性论的基础命题。

　　性即理，也就是性本善。然而，虽然人人都有一个本善之性，在实际中却不是人人皆善、事事皆善。原因何在？从张载开始，引入了气质之性说，朱熹采纳了这个意见。这就是《大学章句序》所说的“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所以不能都有条件知道自己本性内所具有的东西，并加以保全。

　　引入气质之性说，和性即理的命题一样，是程朱儒学在理论上最重要的建树。它在当时，较好地解释了人性本善却为什么会有恶人、恶行的问题。与本善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对立相应，是人心和道心的对立，并由此发展了宋明理学的心性学说。

　　为了帮助人们按自己的本性行动，或者用朱熹的话说，是帮助人们恢复自己本来的善性，上帝为世人选择并树立了君和师。本来的善性是仁义礼智信，恢复本来的善性，就是教导人们按仁义礼智信行事。这样，朱熹给君和师规定的任务和董仲舒没有差别，但遂行这些任务的意义却不全相同。他们不再仅是贯彻上帝的意志，同时还是帮助人们恢复自己的本性。上帝的意志和人的内在愿望也统一起来了。

　　本性就是天理，恢复自己的本性，就是保存心中的天理。要保存天理，就必须去掉那障蔽了天理的东西，这就是人欲。因此，恢复本性的过程，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的过程，也是克己复礼的过程。依朱熹说，礼就是理，是理之节文。复礼，就是复理，就是恢复本性。

　　克己复礼中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主要是程颐创立的主敬原则。依程氏说，“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当时刻觉得“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程氏遗书》卷一)。朱熹的《敬斋箴》道：“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

　　朱熹的《大学章句序》指出，人们之所以不能保持自己本来的善性，原因之一是“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不能知，所以不能全，为了全.首先必须知。这是朱熹于君子为学特别强调格物、致知的目的所在。朱熹的格物，原则上是格一切物，所以有人视它和近世科学的认识活动同类。但是，朱熹格物的目的，是认识自己本性中所固有的东西。这一点，和近世科学中的认识活动是根本不同的。

　　格物以致知，主敬以复性，是宋明时代儒者们的基本事业。

　　四

　　依朱熹所说，则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还有司徒之职、典乐之官，就是上帝任命的君和师。当然，还包括后来的禹、汤、文、武。他们部是受上帝之命，来管理下界百姓的上帝的使者。对于人神关系的这种认识，儒教和其他宗教没有区别。这些人，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宗教的领袖。后来的儒教国家，无论它的君主是否还有履行天命之实，但还保留着接受天命之名，国家的君主，一律都被称为圣人，他们的指示，就是圣旨，他们的意志，就是天意。

　　孔子，也是天命的圣人：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大学章句序》)

　　至少从孟子开始，儒者们就经常讨论，以孔子那样的德行，贤于尧、舜远矣，但为什么不能为天子？孟子的回答是，由于无天子向天推荐。到汉代，遂尊孔子为素王。朱熹的意思，远有所本。在朱熹看来，孔子是虽然没有君师之位，但是实行了君师之事的圣人。

　　所谓及师之事，就是说，孔子的事业，不仅是师的事业，而且是君的事业，并且首先是君的事业。孔子之学，不仅是教化百姓，而首先是管理百姓。这一点，也是常常被儒学研究者所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的。《大学》一书，其基本内容，就是上古的君主在自己躬行上帝指示实践中的心得。朱熹叙述了上古学校教育状况的完备，然后说道：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以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俯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下，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而其所以为教，则又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人君是受上帝之命来“冶”、“教”百姓、使百姓恢复天生善性的。至于如何治和教，那要自己躬行实践。他们把自己躬行实践中的经验向世人传授，这就是古代大学教育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流传下来，被孔子整理成书，就是儒经。这说的是经书内容的来源，也说的是经书内容的性质：儒经是君和师治、教百姓的经验总结。而这些经验，乃是上古君师躬行上帝指示的经验。

　　上古的君师把自己躬行实践的经验教给人们，以致人们都能够知道自己本性固有的东西，从而安分地尽自己的职守，使冶隆于上，美俗于下，这是后世所不可企及的。然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后世儒者，为追求这样的太平盛世，竭尽了自己的努力。

　　儒经是上古君主行上帝指示的经验总结，儒经也首先是为后世君主提供治、教经验的书。儒者们的学问，也首先是为君主而设的学问。董仲舒要汉武帝行仁义礼乐之教、三纲五常之道是如此，朱熹说君师的任务是治、教百姓，使百姓恢复天赋善性也是如此。复性，首先是君主也要复性；存天理、去人欲，首先是君主要存天理、去人欲。因为君主的心正，才能使朝廷、百官心正，才能进而使天下百姓心正。董仲舒虽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直到朱熹，才真正认真地实行了这一点，朱熹之学，被人归结为正心诚意之学，朱熹自己对这个归结也深以为然。朱熹每次进见皇帝，都要讲正心诚意之学；儒者们也把“格君心之非”作为自己事君的基本事业。皇帝而下，自然是文武百官、而其中主要是儒者们自己。这就是儒学的对象次第。

　　从唐末开始推崇《大学》等书，到朱熹作《四书集注》，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四书》逐渐成为儒经中最重要的经。而《四书》之中，《大学》又是最重要者，是朱熹用力最多的书。《大学章句序》集中阐述了朱熹对儒教最基本问题的看法，是他为学的纲领。由于朱学后来成为儒学，即儒教之学的正宗，《大学章句序》也就成为此后整个儒教的新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