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人本思想的产生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人的价值。早在周武王伐纣时就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后又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这种重人精神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得到进一步发扬，老子明确提出“域中有四大(道、天、地、人)，人居其一”，孔子则进一步将其提炼升华到系统的思想理论高度，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孔子的“仁学”就是人论，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最突出的是对人生和人格道德理想的培育、对天人之际与人际关系和谐的追求。这种以社会为本体，以“仁”为核心，以修身、治心、睦人、亲亲、尊尊为目的的人本精神渗透在中国哲学、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之中。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核心也就是人本观，这种人本观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处于管理系统的中心地位。“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最高纲领，也是中国传统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孔子认为管理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为起点，达到“安人”的目标。又说：“白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也。”《大学》由此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由内圣而外王，以个人的道德修养为基础而致力于治国平天下的由内而外逐步开展的过程。孟子对此亦有明言：“人有恒言，皆日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管理中，修身是基础，人是最重要的，先要自我管理好，才能管理别人，才能治家、治国。

　　二、中国传统文化重人精神对佛教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外来僧侣与中国历代高僧以中华本土文化对佛教教义的诠释和创新，主要是以儒家学说对其伦理化、世俗化的改造，到唐代，已经派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佛教大宗。佛教是一种异邦文化，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传入中国后，佛教从政治、经济、伦理三个方面受到来自本土文化的批评，其中伦理道德方面的冲突尤为激烈。为适应中国社会现实，获得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融合中国本土文化，并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道德学说阐释佛教教义，并吸收道家的哲学思辨和理论观念，逐渐走上世俗化和伦理化的道路。不少佛教学家认为儒、佛、道三家各有所长并不矛盾，三教殊途同归。“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相塞，忘筌乃通”。南宋僧人慧琳在《白黑论》中进一步论证了这一点，“但知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耳”。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是大乘佛教的伦理总纲，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儒家伦理的基本规范，这两者并无矛盾，而佛教的慈悲为怀与道教的信顺原则也无冲突，这就证明了三教的相资与同归。更有唐僧宗密提出：“故佛且类世五常之教，令持五戒，得免三途，生人道中。”认为五戒与五常同，具体说，不杀戒同仁，不盗戒同义，不淫邪同礼，不妄语同信，不饮酒益智，这种观点也表明了佛教对儒家纲常名教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中重人精神对佛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类似于儒家的“成人”与“成才”的关系，佛教则有“成人”与“成佛”的关系。佛教终极目的是成佛，而基础在于成人。佛教修学的次第有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佛乘，其中佛菩萨是由人修成的，而人乘则是修学者成佛的始基。《百喻经·三重楼喻》中就以空中楼阁形象地比喻做人是成佛的基础，空中楼阁这一成语即源于此。近代佛学大师太虚更是倡导人生佛教，认为“完成在人格，人成则佛成”。

　　三、佛教的人生哲学

　　作为一种宗教，佛教追求对人的终极解脱。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之初就是由当时世间的种种惨痛情景，感受到人身的痛苦、人生的无常和生命的悲哀，而从当时人的生存状况出发，追求一种符合人的本性的生活，以痛苦的解除，实现人的最终解脱。

　　与儒家人世哲学不同的是，佛教是一种出世哲学。佛教思想具有超越性，追求对现实生活、现实生命的超越，追求出世的完善。佛教认为“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万事万物都在一定的因缘条件下产生、发展、演变、灭亡，生生灭灭，流转不已，因此其性本空。指出任何事物都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实体存在，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而人以幻像为真实，追求一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因此，人生充满痛昌，痛：苦的根源就是无明，人因无明而产生贪欲，执著于五蕴假合的自我。依缘起论人们现实生活是自己的行为即“业”的结果，人们因为自己的善恶之业在天、人、阿修罗、饿鬼、地狱等六道中轮回，永无解脱。而要根除人生苦难，就必须修持八正道，通过不断修持，实现对生活、对现世、对人本身的超越，了悟人生的真实价值，熄灭生死轮回，获得生命的终极完善与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