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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道德修养方法探讨的内容十分丰富。中国古代众多学派的思想家不仅提出了其理想人格的设计，也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实现人生最高理想的方法。本节主要谈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部分的儒、道、佛三家的道德修养方法。
（一）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
儒家非常注重道德的自我修养，把修身作为其他一切活动的根本，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历史上著名的儒学思想家，都非常重视、关注道德修养问题，对此进行了较为集中的理论探讨。通过长期的理论探索与道德践履，儒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道德修养方法，其中包括反身内省、主敬、存心养性、重学与力行等方面的内容。
（1）反身内省。儒家认为，人的道德完善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不能依赖别人。孔子为此强调“为仁由己”，认为仁德实现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基于这种认识，儒家主张人们在道德修养中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而不能苛求他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同时，“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论语·里仁》）。看见贤人，就向他看齐，看到不贤的人，就在内心反省自己有没有类似的过错。这就是所谓的反躬内省。孔子的弟子曾参还据此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的思想，说一个人每天都应该反省自己三件事：为别人做事是否已经尽心竭力了？与朋友交往是否有不讲信用的地方？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是否已经温习过了？这种思想在此后历代儒家那里都得到继承和发挥。反躬内省思想的实质，就是强调人们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必须高度自觉，严于律己，必须经常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原则。应该说，这是道德修养过程中带有普遍意义的一种方法。
（2）主敬。主敬就是指一个人时时刻刻收敛身心，不论无事有事，都谨慎小心，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放纵。在儒家看来，这是最重要的修养工夫。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修己以敬”（《论语·宪问》），强调应该用严肃庄敬的态度来进行道德修养，不使自己的思想有丝毫放松。这种思想在宋明时期得到了理学家的进一步提倡和发展。二程就提出“进学在致知，涵养须用敬”“入道以敬为本”，强调主敬为道德修养的根本。朱熹在此基础上更提出：“‘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朱子语卷》卷十二）“‘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此后，主敬的工夫被视为儒家第一义，其重要性超过了其他任何修养工夫。
（3）存心养性。这是与儒家性善学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道德修养方法。在儒学史上，自孟子最早提出人性本善的思想，性善论一直成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在孟子看来，人的本性中先天地具备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四种品德的萌芽或端绪，进行道德修养就是要保存与扩充人性中所固有的这些善端，使之不至于被外物引诱而丧失。因而道德修养必须从“存心养性”着手进行。孟子的“存心养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减少物欲，保持人心本有的善端不致因外界物欲的引诱而丧失，已经失去的本心也要重新寻找回来；另一方面是不断培养扩充心中所具有的浩然之气。孟子这种存心养性的修养方法，对历代儒家的修养学说影响很大。宋明理学家的修养工夫论更主要是在继承、发挥孟子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的。无论是其中的程朱理学派，还是陆王心学派，都把道德观念当作人心或人性中所固有的东西，他们把道德修养过程或视为自身内求的过程，或视为通过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来把握人心中所固有的善性的过程，所强调的都是存心养性的重要性。
（4）重学。儒家的道德修养论十分重视道德知识的学习，认为不学习就不能认识和掌握道德知识与原则，道德品质的形成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孔子重视学习，有很多论学的言论，他把学习作为一个人实现仁德的重要途径，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给后世留下了好学的榜样。孔子弟子子夏更明确地提出“君子学以致其道”，强调通过学的方法来达到仁道。
孟子虽然承认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存在，认为人人都具有天赋的道德本性，但是他同时又指出，天赋的德性还有一个保存和发挥、扩充的问题。这就需要学习，不学习，就不能存养良心，也不可能把丧失的良心重新寻找回来。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荀子更从其人性本恶、化性起伪的理论出发，认为人化改恶性、养成善德是后天礼仪教化的结果，以此肯定教化与学习的重要性。他指出，人是教育的产物，必须通过教化与学习来改变本性，正如同“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那样，人只有广博地学习，每天严格地反省自己，才能做到“知明而行无过矣”。因而，学习在道德修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早期儒家重学的传统，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他们提出了许多重学的理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所重视、强调的“学”，主要是指道德知识的学习，它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
（5）力行。儒家重视学习，更重视力行。在儒家看来，学了还须力行，如果学而不行则无异于不学。道德修养需要学习，但决不能仅停留在学习道德知识上，应该在道德实践中去锻炼，把道德知识真正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品质。因而，力行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强调了行的重要性。此后，荀子继承孔子重行的思想，更明确地提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认为学的目的在于行，只有力行，才能完成道德修养。到宋明时期，围绕着知行关系问题，也就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问题，儒学内部展开了长时期的争论。
程朱理学派主张知先行后而行重知轻，陆王心学派则明确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在明清之际又遭到了王夫之、颜元等思想家的批评。王夫之提出了行先知后、行能兼知的思想，批评程朱、陆王在知行论上的缺陷，强调力行的重要意义。颜元则力倡习行之说，反对空谈心性、闭门读书，认为凡事应该“亲下手一番”才能真正有所得，否则，所得来的知识就如同镜花水月，是虚妄的、靠不住的。在颜元的道德修养论中，传统儒家“力行”的道德修养方法得到了特别突出的强调。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关于道德修养方法的论述非常丰富，其中许多内容可谓真知灼见，完全符合道德修养的客观规律。儒家的这一整套道德修养方法在中国封建社会曾经培养出了不少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志士仁人，今天我们在进行道德修养时，也应该对其中科学的合理的内容加以继承、吸收，发扬光大。
（二）道家的道德修养方法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提出了“真人”“至人”“神人”的理想人格，同时强调通过自我修养来实现其理想人格目标，提出了无为、绝仁弃义、“坐忘”、“心斋”等具体的修养方法。
（1）无为。老子说：“道常无为。”（《老子》三十七章）庄子说：“无为而尊者天道也。”（《庄子·在宥》）无为是道家根本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是其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无为”要求人们因循事物的自然状况、顺应万物的本性及其内在规律。在道家看来，纯朴天真、自然无为是天道的属性，人们应该效法这种德性，保持纯朴率真的自然本性，保持和发展自身的本质和规定性。庄子笔下的“神人”“至人”“真人”之所以具有种种神奇的异于常人的特点，就在于他对一切世事都能漠然置之，自然无为，根本不会抱有为的态度，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去介入或解决现实问题，他只是在内心世界改变问题的性质，或干脆在心理上将问题取消，从而达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境界。反之，如果对外界进行过多的干预，事事有为，则往往会适得其反，最终戕害自己的本性。
（2）绝仁弃义。道家认为，人最可珍贵就是人的本心、本性，人一旦丢掉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就会变得空虚，丧失任何价值。而仁义礼仪的推行无疑会改变人们的朴素本性，束缚人的本真情感。庄子就指出，客观事物的方圆曲直是自然本性，没有必要用钩绳规矩去加以调整和改变，如果硬要使用这些东西，就会改变事物的本然之性。人也是如此。仁义礼仪这些外在的规范会改变人们的纯真本性。庄子认为，在远古时代，人民安居而无所谓，悠然而无所往，一派安然自适。等到圣人出现，用礼乐来匡正天下人的形态，用仁义作标榜来安慰天下人心，人们就变得本性迷乱，开始奔竞用智，汲汲争利，以致一发而不可收，各种奸诈虚伪的行为也随之出现。因而在庄子看来，仁义礼仪是损伤人的本性的，提倡仁义礼乐是圣人的罪过。人们应该绝仁弃义，只有摆脱仁义礼仪的束缚，才能保全纯朴至真的本性，摆脱人性的异化，获得精神的自由。应该说，道家这种绝仁弃义的道德修养方法过于偏激，但是有一点却能够引发我们的进一步思考，那就是在世俗的名誉、地位等之外，人们纯朴的本性、本真的情感是更崇高、更神圣的东西，它值得人们去珍惜与追求。
（3）“坐忘”。道家所追求的是一种不受任何条件限制，无拘无束、怡然自得的“真人”“至人”境界。在道家看来，世人之所以不能达到这一境界，根本原因在于“有待”，即摆脱不了对周围事物的种种依赖关系。他们或追求荣华富贵，或沉溺于是非毁誉，或汲汲于仁义道德，身心深受残害，隐入了无边的苦海。要达到逍遥无为的至人境界，就必须要做到“无待”，对一切都无所欲求，不受任何外在条件限制，而“无待”的根本方法则在于“无己”或“坐忘”。
“无己”“坐忘”是指从精神上超脱一切自然和社会的限制，泯灭物我，泯灭我之好恶之情，以致达到形若枯槁、心如死灰的地步。这是道家道德修养的根本方法，是达到逍遥境界的必经阶段。在《庄子·大宗师》中，庄子假借他人之口谈到，“坐忘”指的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也就是说，不仅要忘掉天地万物，而且要忘记自己的身体和知觉，与自然之道合而为一。这样才有可能达到逍遥之境。
（4）“心斋”。在道家看来，泯灭物我、人我是人生修养的重要阶段，但是，到这一步还只是消除了我与外界、外物的矛盾，而“我”却仍然存在，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这样那样的杂念。人生修养的最高层次还要最终泯灭自我。在《庄子·齐物论》中，庄子提出了“吾丧我”的修养方法。其中所谓“吾”，指的是得道之我，“我”指的是世俗的、追求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之我。“吾丧我”就要求不要将外界的一切事事物物、是是非非全部忘却，甚至连一切自我意识都要彻底泯灭、取消。这一修养方法，庄子又称之为“心斋”。“心斋”的基本要求是心志纯一，消除任何杂念，心神停止与外界接触，摆脱一切外物之累，达到精神意识上的虚一而静，进入绝对自由的逍遥境界。当然，“吾丧我”“心斋”的修养方法要求主体将自我意识彻底泯灭，这是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我们只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
（三）佛教的修持方法
佛教认为一切皆苦，整个世界充满苦难，人生之路苦难时刻紧紧伴随。而种种人生痛苦的根源又在于众生“无明”，不懂得“无常”和“无我”的道理，过分执著于“有常”“有我”和欲念贪求。因而在佛教看来，要从无边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就要灭尽无明，去除贪欲，斩绝尘缘。为此，就必须经过漫长而痛苦的修炼过程，用种种繁琐的、严格的戒律去禁锢、束缚自己，使人专注精神，集中思想去悟解佛理，以修成正果，求得解脱。佛教所提出的修持方法有八正道、三学、六度等。
“八正道”指的是实现佛教理想所应遵循的八种途径或方法，包括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正见是指对佛教真理四谛的正确见解；正思维是指离开世俗的主观分别，离开邪妄迷谬，进行佛教纯真智慧的思索；正语是指符合佛法的纯正净善的语言；正业是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作一切恶行；正命是按佛教的标准谋求衣食住行的必需生活品，远离一切不正当的职业；正精进就是自觉努力，勤修佛教涅之道法；正念就是牢记四圣谛之理；正定就是修习佛教禅定，心专注于一境，以求观察四谛之理。八正道涉及佛教徒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类，正命和正见分别是其主要内容。
在佛教理论中，八正道的内容又可以归结为戒、定、慧三个方面。其中正语、正业、正命属于“戒”，正念、正定属于“定”，正见、正思、正精进属于“慧”。戒、定、慧合称三学。所谓戒即戒律之学，是指佛教为出家和居家的信徒制定的戒规，有防止作恶的止持戒和要求奉持善行的作持戒，目的是使信徒有一个行为准则，止善修恶，修成正果。佛教各教派的戒数不一，最基本的有“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五戒是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再加上三戒就成了八戒。这三戒是：不进行任何娱乐活动和装扮自己、不坐不睡华丽的大床、不得过了正午还吃饭。十戒是20岁以下的出家男女必须奉行的十条戒规，是由八戒再加上禁止一切两性关系、不积聚钱财这两条构成的。“具足戒”意即完备的戒规，其内容琐细，名目繁多，是僧侣必须时时处处奉行不悖的。
所谓定即禅定，是指心思专注于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和调练心意的修养方法。在佛教看来，修持时通过集中精神，在内心观察特定对象进行思索，就会获得对义理或功德的悟解。定包括两方面：一是“生定”，是人们生来就有的一种精神功能；二是“修定”，是人们为了获得佛教智慧、功德、神通而通过修习产生的工夫。不同的教派，有关禅定的主张各不相同，在中国佛教诸宗派中最有名的当推隋唐时期天台宗所提倡的“定慧双修”或“止观双修”。
所谓慧，即智慧之学，佛教认为，智慧能通达事理、决断疑念、观达真理、断除妄惑，从而根绝无明烦恼，获得解脱。
佛教的修习方法，除八正道、三学之外，还有六度。六度是通过修行达到涅境界的六种具体方法与途径，是大乘佛教修习的主要内容。它包括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精进度、禅定度、智慧度。其中精进度就是八正道中的正精进，持戒度、禅定度、智慧度分别是戒、定、慧三学。只有布施度与忍辱度是在传统的修持方法之外增加的。布施度是指施予他人财物、体力、智慧等，为他人造福而积累功德，以求完成般若智慧，获得解脱。忍辱度是指修行者安于受苦受难而毫无烦怨。按大乘佛教的说法，修行者依靠这六种方法，既能度自己，又能度一切众生，从生死大海的此岸到达涅槃究竟的彼岸。因而六度体现了佛教以大慈大悲为本，普度众生，救苦救难的伦理原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