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适意、铸造天梯

　　从总体来看，儒家特别重视人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好像一张大网，每一个人都是这张大网中的一个网结，而每一个网结都要受到它四边网绳的牵扯，与四边都有关系。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在社会中所处位置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就应该按照自己的位置去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要想保持它的稳定，儒家的这种思想都是不可或缺的。但这一主张的缺陷也相当明显，因为过多地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使一个人的手脚缚满绳索，从而使他的生活变得滞涩、沉重和呆板。

　　提起道家，人们往往老、庄并提。其实二者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老子注重的主要是修齐治平，虽然他与儒家在具体的治国方法上有很大的分歧，但他与儒家的目的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们都属于政治思想家，关注的焦点在政治。而庄子则不同，庄子在论述治国思想的同时，更大的注意力是放在个人生活方面，这就使庄子特别强调个人的自由。庄子是一个异常聪明的思想家，他知道无论自己如何呼吁，如何努力，在这个衣食匮乏、尔虞我诈的社会里，人的肉体自由都是极其有限的，于是，他就特别重视人的精神自由。庄子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庄子的精神自由，只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体验，如果把它外化为具体的现实生活，那就是行为的“适意”。适意是一种相对自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适意生活风气最为盛行的时期。那时的文人士大夫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恣意所为，一切都是为了适意：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这个故事很有名，也是适意生活的典型。王子猷辛辛苦苦地坐了一夜的船，并没有实际的功利目的，完全是兴趣所致，兴致来了就去，兴致没了就回。《世说新语·识鉴》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西晋）张季鹰（张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

　　放着官不当，宁愿回家当老百姓，原因就是为了能够过一种自由适意的生活。这与嵇（jī）康的思想是一致的。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明确讲自己不愿做官的原因，就是为了过一种自由适意的生活。

　　道家看重人生的适意和自由，后来这一主张又为禅宗所吸收，他们甚至认为，佛法西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当一个自由自在的人。释灵澄有一首《西来意颂》，写得很是潇洒：

　　因僧问我西来意，我话居山七八年。草履只栽三个耳，麻衣曾补两番肩。东庵每见西庵雪，下涧长流上涧泉。半夜白云消散后，一轮明月到床前。（《五灯会元》卷十五）

　　有僧请教祖师西来的用意，释灵澄就告诉对方说：祖师西来，就是要我隐居深山，过一种草履麻衣、身心两闲的自由适意生活。古今人们总是喜欢用“闲云野鹤”来形容一个人生活的闲适，而有些人的生活比那些所谓的闲云还要悠闲：

　　片心高与月徘徊，岂为千金下钓台？犹笑白云多事在，等闲为雨出山来。（范仲淹《寄林处士》）万松岭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三更云去逐行雨，回头却羡老僧闲。（僧显万，引自《梅磵诗话》卷上）

　　林处士指林逋，是宋代著名的隐士，他比白云更清静无事。僧显万的诗歌写得更潇洒：夜幕降临，自己与白云同室而居，待到半夜时分，还要去行雨的白云异常羡慕自己这个可以照睡不误的老僧人。

　　要想获得自由闲适的生活，首先要解去各种名利欲望对自己的束缚，也就是庄子讲的“悬解”和佛教讲的“解脱”。印度佛教的解脱方法，就是通过累世的修行，把自己从世俗苦海、五道轮回中解脱出来，成为不生不灭的佛祖。印度佛教的这种解脱是一个漫长的艰苦的道路。而禅宗的解脱却简单得多：

　　（僧璨禅师）大集群品，普雨正法。会中有一沙弥，年始十四，名道信，来礼师。……问：“唯愿和尚教某甲解脱法门？”师运：“谁人缚汝？”对曰：“无人缚。”师云：“既无人缚汝，即是解脱，何须更求解脱？”道信言下大悟。（《祖堂集》卷二）

　　这则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一个人是否能够得到解脱，关键在于自己的“心”。要想自由，要想解脱，不必向外求援，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石头希迁禅师与僧人也有一段类似的问答：

　　僧问：“如何是解脱？”师曰：“谁缚汝？”又问：“如何是净土？”师曰：“谁垢汝？”问：“如何是涅槃？”师曰：“谁将生死与汝？”（《景德传灯录》卷十四）

　　追求一种心悟后的精神自由和适意，其中固然渗透着人生的无限凄凉，但作为一个在现实生活中随处都受牵扯的人，这是他最好的安慰剂。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种要求自由适意生活的呼声，实在是对中国宗法专制制度的一种反抗，是漫漫黑夜人生中的一点火花，它虽然不可能彻底地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但毕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线的希望和慰藉。

　　爱自由是人的天性，所以一旦有人揭示“自由”以后，便很快得到人们的认同。自从庄子决心当一个泥坑里的自由龟以后，许多人步其后尘，我们分别看看其后一些文人、道教和佛教代表人物的行为：

　　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佳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帝（梁武帝）手书招之（陶弘景），锡以鹿皮巾。后屡加礼聘，并不出，唯画作两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著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武帝笑曰：“此人无所不作，欲敩曳尾之龟，岂有可致之理。”（《南史·隐逸传》）有僧辞乐普，乐普曰：“四面是山，阇黎向什么处去？”僧无对。乐普曰：“限汝十日内下语，得中即从汝发去。”其僧冥搜，久之无语。因经行偶入园中，师（善静禅师）怪问曰：“上座岂不是辞去，今何在此？”僧具陈所以，坚请代语。师不得已，代曰：“竹密岂妨流水过，山高哪碍野云飞？”其僧喜踊，师嘱之曰：“祗对和尚，不须言是善静语也。”僧遂白乐普。乐普曰：“谁下此语？”曰：“某甲。”乐普曰：“非汝之语。”其僧具言园头所教。乐普至晚上堂谓众曰：“莫轻园头，他日住一城隍，五百人常随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

　　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他要当一只曳尾涂中的龟；嵇康是文人的代表人物，他要当一头长林丰草中的鹿；陶弘景是道教的代表人物，他要当一头水草间的牛；善静是禅宗的代表人物，他要当无遮无碍的行云流水。他们使用的比喻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当然，要想自由，要想适意，还必需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修养，这就是内圣外王和不执不著。关于这些思想，我们将在其它章节中讨论。

　　要想过一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还必需解决人的死亡问题。庄子主要是用理论在精神上淡化死亡、甚至美化死亡的办法去解决这一问题，但这绝不是一种彻底的解决办法。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了，那么“死亡”就会像一片永远也不会消散的乌云一样，时刻笼罩在人的心头上。在中国古代，有一大批勇敢的人站了出来，自告奋勇地承担起解决这一人生大难题的重任，他们就是道士。

　　对于人的生命是否能够无限延续的问题，道士们有一个逻辑推理的过程。他们看到人们总是吃一些容易腐烂的果蔬、粱肉，然而人们还能够活到数十岁，于是他们想：如果人们吃的是永不腐烂的金属物，那他们的寿命将会有多长呢？回答是肯定的，只要人能够消化金属物，把金属物的永存属性吸收到人的肉体之中，那么人也就可以长生不死了。但道士们也清楚地知道，金属物是不可以直接像瓜果那样入口可食，于是就出现了炼丹，把某些金属物炼成可以食用的丹药，然后通过一段服食，逐渐使这些金属物像雨露润物那样渗入人的肉体，于是便成了不死的神仙了。

　　道教出现于东汉末年，大批服食金丹的现象也就出现在紧随其后的魏晋时期。王弼、曹操、左思等一大批文人都曾服食过不同的金丹。这种服食金丹的风气一直延续了上千年。有一个近似笑话的故事，足以说明古人服食金丹的风气之盛：

　　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大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随朝人侯白《启颜录》）

　　丹药是用各种金属矿物炼制而成的，烧炼的过程又相当复杂，需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因此，金丹不是一般人所能服用得起的。金丹有一定的毒性，服食后会浑身发热，严重的还会使全身溃烂，以致于丧失生命。正因为金丹是富贵人的奢侈品，所以有一些人为了装出一副富贵相，连金丹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弄清楚，也要装作服食了金丹而浑身发起烧来。

　　唐宋时期，服食金丹的风气依然强劲如初。唐朝的几位皇帝，如太宗、宪宗等都是因服金丹而死的，服食金丹的还有高宗、玄宗、武则天、武宗等。服食金丹的文人学士就更多了，以反对佛教和服食金丹著称的韩愈就是因为服用金丹而去世的。韩愈深知金丹有毒，这是他反对服丹的主要原因，但他又抵挡不住长生的诱惑，于是他就拿出文人的智慧，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据五代人陶毂《清异录》记载，韩愈先用琉磺喂鸡男（公鸡），号之为“火灵库”。琉磺是炼丹的主要原料之一，直接服用恐中毒，于是就让鸡从中作一个缓解的中介作用，让鸡先吃琉磺，自己再吃鸡。大概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太好，韩愈干脆直接服食金丹，结果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李白、杜甫也都炼过金丹（关于李白、杜甫炼丹、服丹的情况见《唐宋道家道教与文学》一书）。白居易比较信佛，但他炼丹的热情一点也不亚于李、杜：

　　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拔烟雾，冉冉升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在。（《唐才子传》卷六）

　　关于飞云履的制作方法，五代人冯贽《云仙杂记》卷一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白乐天烧丹于庐山草堂，作飞云履，四面以素绡作云朵，染以四选香，振履则如烟雾。乐天着，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云，计不久上升朱府矣。’”这些描写都很生动、很形象，它说明白居易爱神仙爱到了入迷的程度，焚香生烟，造成一种云雾缭绕的仙境气氛，诗人穿上飞云履，在这人造云雾中舞手振足，作冉冉飞天状，诗人当时一定是飘飘然有凌云之意。《唐才子传》的作者辛文房是元代人，他说在元代时，尚能看到白居易烧丹用的茅房和丹灶，可见白居易烧丹不仅规模大，而且很有名，不然他的烧丹遗址是不会保存到元代的。

　　道教发明的其它长生办法还很多。比如饮菊花酒。菊花是一种耐寒植物，人们往往把人的中老年比作四季中的秋天和冬天，既然菊花能在寒霜中开放，那么就说明它有抗衰老的功能。因此就有一些道经说，某某人就是靠吃菊花而长生不死的。陶渊明就特别喜欢菊花，经常采菊。现在的读书人不知道陶渊明采菊的目的是为了养生，就说陶采菊是因为他爱菊花的高洁。松树也是一种耐寒长寿植物，所以道士就吃千年古松根部由松脂形成的块茎植物－－茯苓，甚至吃松叶。到了后来，道教又提倡内丹，所谓内丹，就是以身体为“炉鼎”，以体内的阴阳之气炼成“真丹”，以达到不死的目的。这种内丹修炼一直发展到今天的气功。

　　道教的主观愿望是美好的，从理论上也多少找到了一点根据，但结果是一败涂地。道士们绞尽脑汁，想尽办法，但他们所铸造出来的“登天梯”的那一头总是够不着天堂边缘。他们在深山中为铸造天梯而忙碌了一生，到头来可能一无所有，因此他们的失败又显出几分凄凉和悲壮。当然，道教的求仙养生活动并非完全无意义，他们的养生理论中有大量合理的因素，他们的炼丹活动开化学先河。道教为人类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