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先主张“有善有恶论”的是战国初期人世硕，他主张人生来就具有“善”和“恶”这两种不同的自然属性，这两种属性是先天具有的，与生俱来的。他虽然认为人生来就有善与恶的不同本性，而要保持和发扬这种先天的本性，则在于养。后天养之善性，则是善性不断增长；养之恶性，则是恶性不断增长。后世赞成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汉代的董仲舒、扬雄、王充，唐代的韩愈等。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记载：“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柏拉图认为人有欲望、意志和理性。当理性能驾驭欲望和意志时，就能获得善;反之，就是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有理性和情欲。人生的目的在于用理性节制情欲于一个合理的状态，恰到好处，以获得人生的幸福。康德则认为人有两个我，一个是“实我”，一个是“真我”。“真我”是理性主导的我，“实我”是情感主导的我，“真我”因为善性的约束而高于恶性欲望的“实我”。

　　王充直接继承了先秦世硕等人的性有善有恶论。但世硕等人的观点，史无翔实记载，未曾留下什么具体的内容，所以王充的性有善有恶论，实质上是一种创新。其基本含义是，有的人生来性善，有的人生来性恶；上人生来性善，下人生来性恶，中人生来无善无恶或善恶混；人生来有极善极恶者。这实质是一种性三品论。

　　王充以自己的性三品论为依据，认为两极端者（上人与下人）的人性不能转变与发展，只有中人的性才能转变和发展。据此，可以讨论他对如下三个问题的基本看法：

　　人性善恶能不能转变与发展王充对这个问题肯定而明确地指出：“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他还以“练丝”为喻，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传言：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开则赤。十五之子其犹丝也，其有所渐化为善恶，枕蓝丹之染练丝，使之为青赤也〔一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扰此类也）。

　　工充的上述“练丝”说显然来自墨子的“素丝”说，其核心思想是，用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的自然现象，来论证人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而这一点与“素丝”说有所不同，“素丝”说的核心思想是论证性如素丝，由于外在影响的不一样，它既可以发展为善，也可以发展为恶。同时还应当指出，“素丝”，说适用于所有的人，而“练丝”说只适用于中人。这样看来，前者较之后者具有更大的教育价值。

　　人性善恶需不需要转变与发展王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肯定和明确的。他说：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凡人君父审观臣子之性，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菩渐于恶，恶化于善成为性行。（《论衡率性》）王充从维护当时统治者的利益出发，认为统治者对待臣民，必须“养育劝率”，“令渐于善”；也必须对他们“辅保禁防”，“无令近恶”。为此，他要求“不废学校之官，不除狱理之吏”。以便“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后”。（《论衡率性》）这样，就能使人性避恶就善，最终成为人的天性。

　　人性善恶怎样才能转变与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王充是一位环境与教育决定论者。他写道：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绷，不染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纱之质不黑；麻扶瑙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论街率性》）孔门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披服圣教，文才雌琢，知能十倍教训之功而渐溃之力也。未入门之时，阁巷常庸无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一孔子引而教之，渐溃磨砺。阂导进，猛气消损，娇节屈折，卒能玫事，序在四科。斯盖变性使恶为善之明效也（《论衡》）。

　　很明显，上引第一段话讲环境决定人性的发展。这一思想在我国古代早已提出，非自王充始。例如，其所引述的“蓬生麻中”的四句民谚，荀子在《劝学》篇中就曾引用过，只是字词略有不同而已。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还袭用孟子“置之庄岳”的思想来强调指出：“楚，越之人，处庄岳之间，经历岁月，变为舒缓，风俗移也”。（《论衡率性》）后一段话讲教育决定人性的发展。这一思想也是古已有之，亦非肇始于王充。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反复强调指出：对于人来说，“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难率也。”，“亦在于教，不独在性也。”。（《论衡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