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先主张“无善无恶论”的是战国中期人告子（告不害）。他认为人性无善恶，人们生来的性既不是善，也不是恶，善与恶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所以他说：“性无善与无不善也……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首推英国近代思想家洛克的人心白纸说。该说认为人之初始，人心都是空如白纸的，根本不存在善与恶的问题。他认为，善与恶的心理观念和道德品质，都是后天的因素造成的，尤其是教育因素造成的。此外，后来的美国哲学家詹姆士和杜威，也可以说是性无善恶论者。杜威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善绝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东西，它仅是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的事物而已，是相对的价值判断。而人性都有发展成善的可能性，只要有适当的教育，人是能养成善良的品性的。

　　在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哲学心性论发展史上，王守仁是集心性一元说之大成的人物，王守仁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心性一元论出发，总结了以往论性者“纷纷异同”的状况，提出“性无定体”的思想，取消各种异同差别，把体用源流都归于一性。并提出性气不可分的思想，修正张载、程颐、朱熹性气二分的倾向，从而把各家性论融为一体。

　　王守仁不同意程朱区别孔、孟性论，把孔子言性称为“只论其所禀”，“不是言性之本”，把孔子性论称为“孔子道性善，极本原而语之”的观点，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即是孔子的性相近说，二者没有区别。他说：“夫子说性相近，即孟子说性善，不可专在气质上说。若说气质，如刚与柔对，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则同耳。”指出孔子说性相近，不是只讲气质，而是言及性善，因此孔孟思想是一致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守仁人性论忽视差异的趋同倾向。

　　王守仁从性无定体，把体用源流都归于一性的思想出发，大致肯定了荀子的性恶论。他说：“孟子说性，直从源头上说来，亦是说个大概如此。荀子性恶之说，是从流弊上说来，也未可尽说他不是，只是见得未精耳。”认为荀子从流弊上说性，功夫侧重在末流上救弊；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人从性善的本源上做起，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不应对荀子的性恶论过于否定。王守仁集孔、孟、荀人性论于一体，又修正程朱的观点，这使得他的性论更具代表性和概括性，从而从心学的角度发展了宋明理学的人性论。

　　王守仁的性无善无恶论是对性善论的总结、扬弃和发展。宋明理学家绝大部分均以孟子的性善论作为自己人性论的理论来源和重要内容。王守仁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既讲性的至善，又提出性无善无恶的思想，认为性超越了善恶，无所谓善恶，在无善无恶中包括了性的至善。这是对传统性善论的扬弃和发展，也是对告子“性无善无不善”观点的否定之否定。如果说，孟子及后世理学家所主张的性善论是对告子性无善无不善观点的否定的话，那么，王守仁提出的性无善无恶论则是对告子观点的否定之否定。这是因为，王守仁的性无善无恶论既包含了性善论对告子观点否定的因素，即包含了性至善的思想，又扬弃了性善论把恶的现象完全排除在性外的观点。对待告子的观点，王守仁既保留了其性无善无不善的因素，又克服了其不讲性之本为善的思想，从而使自己的性无善无恶论对告子、孟子以及宋明理学家的性论均有所保留和克服。他说：“告子病源从性无善无不善上见来，性无善无不善，虽如此说亦无大差，但告子执定看了，便有个无善无不善的性在内，有善有恶又在物感上看，便有个物在外，却做两边看了，便会差。无善无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时，只此一句，便尽了，更无有内外之间。告子见一个性在内，见一个物在外，便见他于性有未透彻处。”指出性无善无不善的命题，本身没有什么错处，但告子把无善无不善仅归于内，把有善有恶归于外，以内外分性、物，这就是告子性论的“未透彻处”。王守仁强调，性无善无不善，性没有内外之别，论性就包括了内外，内外都体现了性无善无不善的原则，从而也就体现了性至善的原则。王守仁性无善无不善的思想，从心性一元论出发，扩大了性的范围，把内外都归于性，避免了单纯性善论的局限，从广义上加强了对性善的论证，同时也就发展了从孟子到程朱的性善论，从而对以往的人性论作出深刻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