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与私本来是相反相成的一对矛盾，两者都是社会的普遍存在，不能一个吃掉一个的，但在中国的历史上却出现了一种绝对化的理论，即本文中一再说到的“立公灭私”论。立公无疑是合理的，但“灭私”却把一种社会的普遍“私”置于了死地，取消了“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于是“私”被置于恶的地位，成为一种恶势力和万恶之源。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私”虽是客观存在，但在观念上是不合理的；人们在“私”中生活，但观念上却要不停地进行“斗私”、“灭私”；人们在实际上不停地谋“私”，但却如“作贼”一样战战兢兢，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在社会生活交往中，特别是在政治上，只要被戴上“私”的帽子，一下子就失去了合理性与正当性。

　　人灭私之后还有什么呢？人只能是一种“公”的存在物。从一方面看，人不能不是“公”的存在物，因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当然应该遵守社会的公共理性和社会规范。如果一个人反过来把“公”灭掉了，这个人应该说也就失去了人的社会价值，就会变成一个孤立的个体人。这样的人要么不进入社会，彻底离群索居，“自生自灭”；要么进入社会，那他一定会成为害群之马。一句话，人不能无“公”。

　　如果人仅仅是“公”的存在物，哪怕这种社会和政治公共理性是极其美好的，也不能避免其专制主义性质。道理在于：其一，它取消了人的个性和多样性，只能充当社会和政治公共理性的工具；如果人只是工具，就只能扮演服从和被支配的角色；人只会“服从”和“被支配”，那么其对立面一定是专制。这是历史的辩证法铁则。其二，如果人只是“公”的存在物，那么他同时也就变成了一个现存制度的“制度人”。所谓“制度人”，意思是说人与现行制度一体化了，然而制度是历史性的，而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总有突破制度规定的一面，取消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只能是专制主义的制度。其三，人本来是“公私”的混成体，公私之间需要的是适度调理，求得平衡，但理论上却要把私灭掉，这如同把人劈成两半，这能不是专制主义？

　　理论上一味地提倡“立公灭私”，在事实上却极难做到，而人们又没有突破“立公灭私”的框架，于是就出现了大批的“假人”，即阳公阴私、假公济私、化公为私、援私为公等等。这点先哲们早有观察和揭露。如韩非说的：“阴相善而阳相恶，以示无私。”“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如《管子》说的：“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行公道而托其私”。按照“立公灭私”的要求，只有如下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儒家的所谓的“君子”，法家所谓的“法术之士”，道家所谓的“真人”，墨家所谓的“义士”等。而阳为公阴为私者，只能是“假人”、“小人”、“伪君子”等等。从历史实际上看，在“立公灭私”的标准下，中国人的绝大多数是“假人”。对假人只能实行专制。因此道德的绝对化，如“立公灭私”，看起来十分纯真、高尚、典雅，而实际上则是武断、凶残、专制。

　　理论上要“灭私”、“无私”，然而事实上又做不到，可是诸子百家又基本上都接纳这个理论和价值体系。这样一来，“私”只能是一个没有合理性的怪物游荡于人间。于是阳为公，阴为私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