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发展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家庭模式，树立甚么样的家庭观念，才能有助于组建适合社会稳定、和睦、健康发展的现代家庭？家庭模式的建立，一方面固然受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风俗习俗习尚文化传统有绝大关系。随着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的演变，家庭模式肯定会产生一些变化，但在风俗习尚之中有一些较为稳定的因素，一般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些因素中既有观念性的也有实质性的成分。也许东方传统的家庭模式，会成为欧风美雨交加之下现代化狂涛中暂时不会沉没的绿洲。亚洲五龙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经过一场家庭伦理革命，旧有的伦理道德非但没有成为现代化的包袱，反而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新的生长点，为经济的突飞猛进提供了运转有序的外部环境。

现代欧美国家面临比较严重的家庭解体，以及非常家庭等问题，都是不讲家庭伦理造成的社会问题。所以家庭伦理是一带有全球性、普遍性的问题。虽然西方国家已经在吃尽苦头之后，正在向传统的家庭模式复归，但伦理观念的问题不解决，此类社会问题还会层出不穷。而且根据欧风东渐的经验和波浪推进理论，在欧美刚刚消歇了的颓潮，有可能在东亚成为正在兴起的时髦。因为我们对西方的开放，早已撤销了所有的精神樊篱，只是基础和速度比较差慢而已。若我们能对发生在欧美的前车之鉴，引以为戒。那我们就必须修补我们的篱笆，重建我们的伦理网络。整饬与遏制东方社会的种种乱象，避免并医治欧美国家的种种社会病态。

然则现代需要什么样的家庭伦理？和睦相处，互相协助，为达成一致的目标而共同奋斗的模式，仍然是可取的。这样至少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培养协作精神以及为他人而非仅仅自为的高尚情操。重新树立为家庭赢得荣誉的观念，也应予以考虑。即使其是为光宗耀祖，所作所为也必须经过社会的检验与认可才能达到目的。而且一般说来，家庭也是每一项成功的共同拥有者，应该享有同等的荣耀。在东方社会，家庭细胞的健全与否，将要影响到社会肌体能否正常运转，所以注重家庭建设。认为齐家是治理国政，使社会保持安定和谐的基础。现代家庭的脆弱性和松散化，并非家庭模式向更高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乃是西方固有传统的衍化，并不代表先进的方向。而且一种由天然力量维系的纯朴而深厚亲情，依然体现着现代人类本性的真情实感。使之得到尊重和实现，是人类追求幸福权利的题内应有之义。亲情可以造就现代科技成就所不能给予和乐境界。西方社会在饱尝了家庭松散化的苦恼之后，转而歆羡东方社会的家庭文化及其文明成果，应该视为向正常化的复归。陈致平认为：健全的家庭是人性的温床，社会活力的源泉。因为，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在家庭，倘若无家可归，乃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会因此失去生活的勇气和动力，一蹶不振甚至轻生。而西方人的精神寄托在宗教，无论走到哪里，上帝都与你同在，有无家庭并不重要，道德力量的源泉来自上帝。

家庭是社会基本细胞的理论，首先是由马克思提出的，他认为家庭“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国家中，得到发展起来的对立”。恩格斯则明确地说：家庭“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来性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观点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直至近年才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如果社会肌体的活力是由家庭细胞维持和决定的，那么美国不健全家庭已高达50％，但美国社会与经济仍在发展，社会肌体并未受到影响。显见细胞论不能说明美国的情况。但对东方社会来说，仍然十分确切。因为中美两国社会形态根本不同，美国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国家，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个人；而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个人在社会中的活动，既代表本人也代表家庭。由社会的角度视之，家庭与个人虽则不同，然其为细胞则一也。细胞虽有大小，只要能够运作，社会的肌体就可以保持健康发展。当然凡事各有利弊，以家庭为本位，有人会感到压力太大，更多的人会感到是种后盾力量的支持，如何之处，还是因利乘便为是，不必强求一致。很多学者认为：儒家是以社会国家为本位。当与个人、家庭局部的定位相比，集体、整体、国家、社会是本位，应当具有优先性。然而，儒家主张“以孝治天下”，显然难说是以国家社会为本位。而当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与个人或家庭局部利益相比，国家、社会利益处于优先性。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恐怕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古今中外普遍适用的原则，但不属于国家本位。本位不是原则，只是一个原点，一个价值的基点，一个从此出发又必须回归的原点，一个考虑事情、决定行动之利弊得失的参考尺度。本位也者，只是一个社会基本运作的单位而已。如家庭本位就是：“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考虑对他人的态度，首先考虑的是对家庭（双亲）的影响；准备为国献身尽忠，想到的也是为父母尽孝；自己的行为要为自己更要为家庭负责。反之，家庭也要为每个成员负责；重大问题，一定要达成家庭共识，以便采取一致行动；可以分工合作，也可共赴国难；总之是甘苦共尝，祸福同当。

个人本位则不然，个人直接和社会相衔接，一切社会行为完全由自己决定、自己负责，不须考虑家庭，家庭也无须过问；参军是遵守法律，结婚是个人需要；可以忘我工作，也可以离群索居；荣誉独享，耻辱自受；不必关心他人，也无须他人怜悯；虽然忘家，但仍爱国。国家本位就是国家主义，首先要消除人们的家庭观念，甚而要和家庭划清界限，而且要放弃个人利益，一切价值选择都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无条件地服从组织、服从集体、服从领导。国家本位一般需要激情，常常出现在非常时期，如发动战争。平时不宜提倡，不然多半是要流于形式、难于落实的。儒家伦理恰恰与此相反，主张“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中说》）。于国家事务，则主张因地制宜，以时为变，而目标又将人民的福祉置于首位，所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大学》），何尝将国家置于利益和运作的本位。

纵览当今世界东西两方社会，其共同的特征和倾向，便是秩序的丧失。上下、左右、前后的关系都有被颠倒和漠视的危险，信仰的失落，价值的倒错，导致了道德伦理观念的崩溃。其由盖因新一轮西风东渐的缘故。西方社会原本就不太相信道德的力量，社会的发展运作，主要依靠法制的维护。其所奉行个人主义，当然不像我们过去批评的那样，就是自私自利自我至上，而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奋斗管理机制。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达、文化的繁荣，都与此有绝大关系。当我们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以来，并没有给西方的个人主义平反，也没有充分揭示其在其本土的利弊。前些年来，由于过度宣扬这种不真实的个人主义，以致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让人们以为西方人的富强，就是通过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取得的。于是群起而效法之，加之媒体不适当地宣扬个体意识而批评群体意识，社会风气一改过度强调群体意识所造成的死气沉沉局面，一切都变得生动活泼起来，但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秩序废弛、竞争失范的诸多问题，社会风气愈加败坏。真应了邯郸学步，忘其故行的那句老话。也就是说，只有守住自己的优良传统，才知道如何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观念时有所选择有所取舍；而不是舍己从人，步其后尘。

古代儒家非常注重社会道德建设，至今流传着那么多的《家训》、《家范》、《乡规民约》，家庭伦理十分普及，民风淳朴而知礼节。近代以来，知识渐开而礼仪废弛，政治、经济之外，无人关注社会道德建设。遂使不守秩序、狭隘自私、口是心非、唯利是图的小市民风气占据了社会主流。现代道德的基本立场已经从一种不切合实际的社会精英、树立楷模的传统形态，向一种平等适度，立足于公平正直的现代形态转换，这是社会伦理走向成熟的表现。率先发生这种转变的西方，从康德到罗尔斯，哈贝马斯都在致力于探寻一种普世性的共识伦理，这一探寻已得到世界上各个文明、各种宗教、各个民族的思想家所共同的响应。一种普遍主义的道德，正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喷薄而出。儒家伦理将在其中占有一个怎样的地位，发挥甚么作用，这是东方民族应该关注的问题。

儒家思想参与普世伦理建设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除了那些被称为金律的忠恕之道，还将发挥更为特殊的作用。目前存世的每一文明，每一民族都可对这一普遍伦理作出自己的贡献，但可以找到的结合点仅限于最低限度的伦理标准，道德底线。未免令人感到歉然不足。由今看来，各国文化都有不同宗教背景，而儒家伦理没有宗教背景，不会与其他宗教发生冲突。亟应将儒家伦理昂扬向上的文化精神、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包容进去。儒学虽然不是宗教，但也具有一定的宗教性，具有宗教净化人心、凝聚人心、美化人生的作用。可以与各个宗教展开平等公开的对话，正由于儒学不是宗教，所以具有文化的超越性，可正充当各宗教文化之间的调和者。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和儒道佛三教之争，最后都在儒学的团结笼罩下，一改互相冲突，互相攻击的局面，成为一个各自保持独立而又互相贯通、互相补充的文化体系。相信通过各国学者的对话和研究，儒家伦理是完全可以担当起新的历史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