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仁”包含着人道精神，他们从这种人道精神出发，都提倡以与人为善的态度进行友好交往。孔子在《论语》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与人为善”的字眼，但他强调以“忠恕”处理“主体间性”的问题，就意味着交往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它首先是以对他人的关心、友好与和善为前提的。因为按照孔子的“忠恕之道”（《里仁》），“忠”指在“己”或“身”方面的存心，“恕”指对“物”或“人”方面的行为，无论皇侃《论语集解义疏》或皇疏引王弼的解释都认为“忠”、“恕”是己与人、身与物、存心与行为的统一，故“忠恕”一词本身就寄怀着与人为善的交往企求。正是以这种交往企求为导向，孔子把广交朋友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并高兴地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他认为齐国的晏婴所以能在交往中与人相交愈久愈能受到他人的尊重，就是由于晏婴始终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待人，即谓：“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长》）。所以，孔子反对用恶意猜测他人，而提倡“见善如不及”（《季氏》）、“愿无伐善”（《公冶长》），勉励交往主体以善良的心底和开放的襟怀接纳对方。

　　在友好交往的问题上，孟子比孔子似乎更为清晰，他直接提出了“与人为善”的交往原则。《公孙丑上》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里的“善与人同”，指意向性认同：“乐取于人以为善”，指情感性认同；“取诸人以为善”，指将意向性认同和情感性认同内化为友善的交往意识。孟子认为帝舜所以能由凡入圣是由于他始终以与人为善的态度交纳对方，这就意味着与人为善既是实现主体间互相理解与沟通的前提，又是克除主体间敌对心理障碍，建立互相学习、互相认同和互相信任的良好交往氛围的先决条件。既然如此，那么友好交往也就是善心与善心的交流与融通。也就是说，人只有怀着一颗善良友好的心进行交往，才能得到对方的同情、关怀和理解，从而产生感情和力量上的共鸣，把事情办得成功。所以，当孟子的学生万章问他“交际何心”时，他回答说：“恭也”（《万章下》）。他还认为，“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离娄下》），即人肯以仁爱之心涵养自己并用之去感化、沟通他人，才能使他人感到心悦诚服，愿意与你交往。相反，如果用威力去胁迫他人，这不但不能使他人对你口服心服，反而会导致彼此之间的紧张，加重彼方的敌视心里，即谓：“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同孔子、孟子一样，荀子也是主张友好交往的。他虽然认为人性为“恶”，但与主性善论的孟子一样，也把与人为善作为实现主体间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和相互沟通的前提。他说：“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修身》）这里的“善”是指主体交往时所怀有的情感，它包括良心、责任心、同情心、义务感等。荀子认为这种“善”是主体间互相认同的心理基础，也是自我对他我和社会所应持有的一种心理倾向，如果主体间缺乏这种“善”，就会使交往发生扭曲变形，乃至流于“谄”或“谀”。因此，荀子反对以敌视的心态窥测他人，而主张在交往时做到“崇人之德，扬人之美”（《不苟》），以善良的愿望和宽容的胸怀接纳不同的交往主体。即：“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绌以畏（敬）事人”（同上）。荀子所以把善意、宽容等情感因素作为进行友好交往的心理基础，是因为他已经观察到主体间的感情对答活动，即所谓：“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不能生养人者，人不亲也；不能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显设人者，人不乐也；不能藩饰人者，人不荣也”（《君道》）。他从情感世界的对待关系上论证与人为善的必要性，这不仅高扬了友好交往，而且也使孔、孟所构设的交往观得到了进一步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