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祠堂概述
 
 

  祠堂文化的兴盛发达,与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祖先崇拜是从灵魂崇拜与图腾崇拜发展而来的一种宗教信仰形式,它的成熟形态,产生于父权制和私有制之后。其作用是确立和巩固父系血统关系,以保证权力和财产的正常继承和分配。由于祖先崇拜意识的普遍盛行,大量的祭祖活动也随之产生出来。这些祭祖活动大都是在特定的祭祀场所,即祠庙中进行的,这种祠庙便是祠堂的前身。早在殷商时期,祠庙祭祖的活动已经非常盛行。根据不同的祭祀规模,又可分为宗庙、祖庙、弥庙等不同类型。“宗庙”是同一氏族之人祭祖的场所,规模最为盛大;“祖庙”是同一宗族之人祭祖的场所,规模一般也较大;“弥庙”是同一家族之人祭祖的场所,规模要小于“宗庙”和“祖庙”。周朝以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对于祠庙祭祖制度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天子可有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侯王可有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大夫可有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士可有一庙,而庶人则不可有庙,只能祭于“寝”(家宅中的正屋)。这种严格的祭祀等级制度,体现了中国封建主的强大势力和集权统治。

  “祠堂”一词地正式出现是在汉代。《汉书·张安世传》云:“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当时的一些王公贵族和士大夫阶层,大都在祖先坟墓旁边建立庙祠,而一般的庶人则仍然只能在自己家中的厅堂上举行祭祖活动。

  “祠堂”之名虽然早在汉代时期就已经产生,但是当时的祠堂从其性质来看主要是墓祠,而并没有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家庙”形式,也很少与家族的宅院、居室联系在一起。到了宋代,具有家庙性质的祠堂形式开始出现于当时的一些士大夫阶层之中。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其所著的《家礼》一书中云:“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这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在建造房屋时,必须要先建祠堂。这种具有浓厚宗族血缘色彩的祠堂形制,成了维系封建家族关系的一种重要工具。

  明代中叶以后,我国的祠堂建筑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明嘉靖“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于是各强族望族纷纷建祠立庙,宗祠遍布天下。尤其是在那些宗族制度较为发达的地区,更是祠堂林立、牌楼高耸,呈现了一派充满浓重的宗族文化色彩的景象。

  祠堂建筑之所以会在明中叶以后得到迅猛发展,并不是偶然的,这同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和经济基础分不开。我国的宗法制度,一直是支撑历代统治者的社会支柱,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十分强调“祠堂族长的族权”,于是祠堂也就成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与具体象征。同时,由于我国长期受儒家“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而宋明理学又强化了这种伦理道德观念,视“孝为百行之首”,因此祠堂更是被视为高于一切、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正像朱熹在《家礼》中所说:“或有水盗,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品,后及家财。”这说明祠堂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当然,作为一种建筑和一种祭祀活动是离不开经济力量的。朱熹在《家礼》中谈到立祠堂之制的同时,还提出了“置祭田”的主张,依次作为维持祠堂、宗族活动的经济基础。

  在中国社会中,一些大姓家族由于族群庞大、族属纷多,因此在总祠堂之下,又往往会发展出分祠堂或支祠堂的形式。有些家族迁居某地居住数年后,由于人口兴旺发达,便会从原地迁出的祠堂中分出一支谱牒,另立宗谱,另建祠堂。例如清末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死后,李氏兄弟在安徽合肥市肥东县西北为其立一家祠,后来李氏兄弟五人皆在朝廷为官,一宗五分,又在合肥市六安、安庆等地分别建立支祠,这些支祠的规模也都十分庞大。祠堂中的日常事务一般由家族中辈分高、年岁大,有一定威望的族长负责。除此以外,家族中的房长等人也承担着一定的祠堂管理事务。

  中国祠堂的主要形制与建构,一方面体现了鲜明的祠庙特点,另一方面又有着一定的家宅风格。根据朱熹《家礼》中的描述,祠堂必须位于正寝之东,总为三间。正寝之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阶各三级。两阶之下,随地之广狭,以屋复之,使可容众家众亲立为度。又另立遗书、衣物、祭器及神厨等室于其东。又于具东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祠堂之内,以近北二架为四龛,每龛之内,置神主于桌上,主皆藏于柜中。置于桌上南向,各龛垂小帘,帘外置香桌于堂中,置香炉、香盒于其上。两阶之间,也要设置香桌。从这种建构的布置上可以看出,中国的祠堂是一种具有鲜明的世俗宗教特点的文化形式。

  祠堂中的祭祖活动,形式极其复杂,根据不同的祭祀时间和程序,又可分为常祭、专祭、大祭等类型。常祭在每月朔日(初一)和望日(十五)的早晨进行;专祭在子孙遇有婚娶、生子、升迁等喜事时进行;而大祭则是在元旦、春分、清明、端午、中秋、重阳、除夕等节令中进行。其中春秋两次大祭最为隆重,届时家族中所有成年的子孙都要进入祠堂参祭,无故不到者都要要受到处罚。但是那些不忠不孝、奸淫赌盗、职业低贱的不消子孙则没有资格入祠堂祭祖。祭祖的主要程序,有焚香、拜揖、瞻礼、告祝等,而每月的朔望以及每岁的正、至之日,祭祀仪式则尤为隆重。祭祀前一日,要先行洒扫、斋僧之举。到了祭祀当日,全家早早起床,家长先在祖先神龛前放置新鲜果品,摆设盥盆、帨巾等物奉于祖先像前,然后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接下来是家长诣香桌前,降神、搢笏、焚香、再拜,然后复位。在位其他人再拜、参神。接下去再由家长执注,向神位斟酒,主妇执茶,执盘事者执汤瓶随之,上茶如前,再拜,然后复位。之后是在位其他人再拜,辞神而退……经过这样一套繁缛复杂的祭祀程序后,祠堂祭祖的仪式才算告毕。仪式结束后,还要举行宗族宴饮活动,这种活动在福建等南方地区被称作“吃祖”。

  祠堂也是家族中的长者向族中成员灌输家族意识、执行家教家法的重要场所。每月朔望,“子弟肃衣冠先谒家庙,行四拜礼”(《借月山房汇抄》七十二册引《蒋氏家训》)。对于违反族规家法的不肖子孙实行惩处,也大都在祠堂内进行。“全族中设有以卑凌尊,下犯犯上。甚至辱骂殴斗、持暴横行者,须当报明族长及各房宗正,在祠堂责罚示戒。”(《鲒琦亭集》外编卷十四引,《恒溪全氏祠堂碑文》)由此可见,中国的祠堂具有鲜明的强化家族意识、延续家族血脉、维系家族团结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除了具有浓厚的封建家族血缘色彩的宗祠以外,中国的传统祠庙中还有两种与宗祠形式非常接近,但又并不完全等同宗祠的形式,那就是神祠和先贤祠。所谓神祠,是指以某个神仙形象为祭祀对象的祠庙形式;所谓先贤祠,则是指以某个先贤人物为祭祀对象的祠庙形式。它们像宗祠一样,也是中国古人举行某种宗教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只不过所祭祀的对象不是祖宗,而是某些神灵或先贤人物。

  神祠与先贤祠的产生,与中国古人的神灵崇拜与圣贤崇拜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远古时代,中国民众不但对于自己的祖先有着强烈的敬畏感和崇拜感,而且对于各种神灵鬼魅和圣贤先哲也同样有着敬畏感和崇拜感。他们以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某些神灵来支配的,神灵的喜怒哀乐,不但会决定整个客观世界的运行规律,而且也会主宰世间所有众生的命运和前途。于是,各种为了向神灵表示讨好、献媚的祭祀活动便被大量创造出来了。《左传·昭公》云:“山川之神,则水旱疫疠,于是乎萦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云不时,于是乎萦之。”被中国古代民众视为神灵形象的,几乎涉及到了自然万物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诸如风雨雷电、山川日月、龙凤龟蛇、花卉植物,都成了中国古代民众所崇拜的神灵偶像。与这种十分泛化的神灵崇拜观念相适应的,便是各种神灵祠庙的大量产生。在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大地上不知道产生过多少幢神灵祠庙的建筑,不知道出现过多少处香烟缭绕的神灵祭祀的场所。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等中国历史上一些迷信风气广为盛行、鬼神思想严重泛滥的时期,各种神祠神庙充斥各处,数不胜数,对于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民众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清代赵翼《陔余丛考》等书记载,元朝时期,江南一带的神祠神庙为数最多,其中又以吴兴的项羽庙最为盛大。唐宋以来直至明清时代,江南地区信鬼神、好淫祀的风气仍然势头不减。唐朝时浙江西观察使李德裕在任期间,一下子就翦灭了当地淫祠1010所,可见当时的淫祀之风是何等厉害。明清时期有的地区甚至还弄得无村不设庙、无村不立祠的程度。

  圣贤崇拜是中国古代人们宗教信仰中又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圣贤崇拜的对象不是完全虚构出神灵,而是有一定传说根据或者实有的人物。这些人物有的因为政绩显著、为官清廉、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等原因而受到人们的崇拜;有的则是因为恪守忠孝、品德高尚、才华横溢、心灵手巧等原因而受到人们的敬仰。他们去世以后,大都被人们神化为半人半仙式的圣贤人物。《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为了能够长期瞻仰圣贤们的光辉形象、弘扬圣贤们的崇高品德,人们选择了一些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处所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祭祀和纪念场所,这种场所就是所谓的先贤祠。先贤祠正中,大都立有高大威严的先贤塑像,祠堂的廊庑、厅殿,则陈列着表彰先贤圣哲们功德事迹的碑文、字画和匾联,有的还有皇帝钦赐的笔墨。

  中国古代先贤祠的数量众多,按照不同的性质又可分为文臣祠、武将祠、清官祠、孝女祠等等。有些影响很大的先贤人物,如武侯、包拯等,往往一人就有几处祠堂,其中又以武侯祠的数量为最多。蜀汉丞相诸葛亮生前辅佐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创立蜀汉江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受到中国历代人民的广泛爱戴。因此其祠庙的数量十分之多,其中在四川成都市南郊、陕西岐山县城南五丈原、河南南阳市西郊、甘肃礼县城东祁山、山东临沂市白沙埠、四川泸州市城西忠山等地,皆建有不同形式的武侯祠。当地民众经常前往这些祠庙祭祀供奉,以表他们对先贤诸葛亮的崇仰和敬慕。

  一般说来,先贤祠都是在贤达之士去世以后才建立的,但也有一些先贤祠却是建立于贤达之士去世之前,这就是所谓的“生祠”。建立“生祠”的原因,是因为此人生前就已具有较多的业绩,并在社会上和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之故。例如海南安定县城东的王弘海祠、河北大名县城东的狄仁杰祠等,都是这种生祠性质的先贤祠形式。

  中国古代的祠堂祠庙大都建在风景秀美、依山傍水的地方,显示了中国古人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以及天人一体、回归自然的哲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