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产又称祠产，名义上是合族公有的财产，包括山林、土地、房屋等。除祖先所置并有遗嘱规定不许分散、归子孙共享的那一部分财产以外，族产的来源主要有三：“或独出于子孙之仕官者，或独出于子孙之殷富者，或祠下子孙伙议公出者”。（清刘鸿翱《杜盗祭款立碣记》）此外还有把犯了过失的族人财产罚入者。族产中最重要的是可以年年有地租收入的族田。族田又分祭田、义田、学田等，一般都招佃耕种，祭田的地租供祭祀用，义田的地租供周济贫困族人用，学田的地租供宗祠办学用，但三者的区别并不十分严格。最早设置族田的是北宋的范仲淹，他在平江（今江苏苏州市）购田千余亩以赡族，使族人贫乏者“日有食，岁有衣，婚娶凶葬皆有赡”（宋钱公辅《义田记》）。朱熹制订《家礼》，则规定“初立祠堂，则计见田亩，每龛取二十之一，以为祭田。宗子主之，以给祭用。如上世未置田，则合墓下子孙之田，计数而割之，皆立约闻官，不得典卖”。元明以后族田普遍设置，明初方孝孺在《宗仪·睦族》中说：“睦族之法，祠祭之余复置田，多者数百亩，寡者百余亩”。实际上有些大族的族田有以千亩计者。由于族田可以缓解贫民的反抗斗争，有利于封建统治，所以封建朝廷把购置族田当作“义举”而大力提倡，对捐资较多的人予以旌表。有些大官富商，也表现得颇为慷慨，如清长洲陆豫斋，一次“割遗产五百亩，为赡族之资”（清钱大昕《陆氏义庄记》），歙县鲍启运，先后捐资购置族田一千二百余亩（《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歙县黄履昊也曾“捐银计一万六百两，置田八百八十余亩”，以“恤族姓之孤贫”（黄质《仁德庄义田旧闻》），庐江章氏更“捐田三千亩赡族”（清魏源《庐江章氏义庄记》）。竹溪沈氏则明文规定族人凡得秀才以上功名及出仕者都要报捐从一两到五十两不等的续置祭产之资，现任官要捐银添置义田：“凡现任四品以上者，岁捐百五十金，七品以上者百金，佐贰减半……有力者听便”（《竹溪沈氏家乘》）。

族田是合族公产，各宗族都立约规定不得典卖，“如或有将祭田私卖者，合族控官告祖，人则不许入祠，名则不列宗谱”（《浦城高路季氏宗谱》），清政府也订有“子孙盗祭田五十亩以上者，发边远充军”等法律条文，用以保证族田的长期维持。为了避免族人侵吞族田，范仲淹在《义庄规矩》中强调“族人不得租佃义田，诈立名字者同”。后世各宗族都规定族田只能佃于外族，本族之人不但不能承佃，而且不能担任租佃的居间人，以防产生弊端。族田的收入除祭祖、办学、办理一些公益事业外，主要用于赡族。范仲淹所定《义庄规矩》有“每人每月可支米三升，冬可置绢一匹，娶妇支二十贯钱，嫁女支三十贯钱”的规约，似是族众不论贫富，人人都可得到一份。明清族田的“赡族”，则是指救济族中贫困者，“其婚嫁之失时也，则有财以助之；其寒也，则为之衣；其疾也，则为之药；其死也，则为之殓与埋”（《京兆归氏世谱·归氏义田记》），“有贫困残疾者论其家口给谷，无力婚嫁丧葬者亦量给焉。遇大荒，则又计丁发粟，可谓敦宗族矣”（同治广州府志卷十五引《新宁志》），“节妇孤儿与出嫁守志，以及贫乏无依者，生有月粮，寒有冬衣，死有棺衾，葬有义冢，嫁有赠，娶有助，莫不一均沾其惠”（《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许氏合族公撰观察公蘧园公事实》）。对违反封建礼教，有不规行为者，即使陷于赤贫状态，也不予赡恤，如歙县棠樾鲍氏的义田条例就载明聚赌酗酒者，妇人打街骂巷不守规法者，干犯长上、行止不端者都要“停给”，必待改过以后才重新考虑给予周济。族田的赡族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宗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加强了族人对宗族的依赖性，从而诱使他们依附于宗族中的权贵人物。族田和宗祠结合在一起，二者互相补充，“敬宗收族”的原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祠堂者，敬宗者也；义田者，收族者也。祖宗之神依于主，主则依于祠堂，无祠则无以妥亡者。子姓之生依于食，食则给予田，无田则无以保生者。故祠堂与义田并重而不可偏废者也”（清张永铨《先祠记》）。反过来，也可以说“凡宗族离散，皆由不设义田、宗祠之故”（清倪元祖《宗规》）。

族田一般由族长统率下的专人管理，须濡崔氏规定管族田者“必择族中殷实练达之人方可”，庐江章氏则“由族中有科名者掌之”。其实际权力，都操纵在官僚地主手中。虽然族规和法律要求他们秉公处事，但“假公济私，托收管之柄，肆侵蚀之谋”（清马晋《陈继儒传》），这类事屡见不鲜。由于管理族田有巨大经济利益，宗族内部为争夺管理权而内讧的现象也经常发生。久而久之，在有的宗族中，不得典卖族田的族规成了一纸空文，族田多被势豪侵渔兼并，而这种势豪又往往为本族的成员。这也是封建社会末世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