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在传统中国，本在“合二姓之好”，两家的婚姻关系建立，人伦关系也因而扩大。古代有“九族”的说法，虽然众说纷纭，但归纳《尔雅》“释亲”的亲族关系，除直系一族外，其余的八族多由婚姻关系而生。这种由婚姻关系而形成的交错的亲族关系，是社会团结的重要力量。联姻两家，形成丧服关系、亲戚称谓。政治上利害的一致性，法律上责任的连带性，也都随之产生。

　　女子从父家进入夫家，是一生的转折点，从此“别人堂前我上香，别人父母我喊娘”，成立了新的伦常关系。相对的，与父家的关系逐渐疏远，甚至连回娘家都受限制。在丧服关系上，夫家重于父家。在法律关系上，汉代的妇女同时承担夫家与父家的连坐责任，女子与父家的关系仍然很深。到了魏晋以后，女子只负夫家的责任，与父家无关。此外，周代的“系姓”制度，到汉以后渐为“冠夫姓”所取代，说明了女子的归属。

　　婚姻的家族意义极受重视。周代的婚礼中，新郎穿着祭服（玄冕）迎娶，当夜施席正寝，正是祭祀祖祢的重地。婚姻在于“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昏义》），实为旧家族的扩大或延续，而非新家庭的成立。在家族主义的影响下，妇道的讲求成为要务。女子以顺从为美德，主要的表现是“顺于舅姑，和于家人”（《昏义》）。出嫁上车（轿）前，父母告以顺从，自周以来就已是婚姻中的一项仪式。女子的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无非是妇顺的表现。自从东汉班昭的《女诫》列“曲从（舅姑）”“和叔妹”为专章，后世的许多家礼、家法、女训都环绕着这点立论。

　　从夫的家族关系也可看出夫妇的关系。古人曾将婚姻关系比喻作兄弟关系，《诗经》中有“燕尔新婚，如兄如弟”的话，这是指夫妇有兄弟之义。从血统上看，兄弟是天伦，夫妇是人伦，把人伦比天伦，是以人合拟天亲。这种比喻把夫妇的关系抬高到与兄弟同等，隐含着兄弟的天伦关系较亲密的事实，后来就出现了“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的说法。妻子是异性别亲，跟父子兄弟的关系毕竟不同。古人常告诫子弟，不要因为妻子的缘故而疏远了天伦关系，北齐的颜之推认为娣姒（妯娌）不和是造成家庭冲突的因素；宋代的袁采指出舅姑、伯叔、妯娌都是假合强为，不是自然天属。家族累世同居常被人所称美，浦江郑氏回答明太祖自己能同居的原因时说：“臣同居无他，惟不听妇人言耳。”顾炎武对此大为赞扬，认为可行之百世。明清时有“孝衰于妻子”的谚语。唐彪认为妇女要能使她的丈夫亲于父母而疏于妻子，才是好媳妇。

　　这类主张，一方面是站在名分的立场，一方面也是基于家族和谐的考虑。媳妇侍奉公婆的道理，从周代起就是礼制的一部分，后儒更加增饰，媳妇一举一动都有规矩可循。但这些理想不过是士大夫阶层的“家风”，至于民间妇女，自然顾不到繁文缛节。姑媳地位的悬殊，说明了既嫁妇人的地位常因身份不同而有别。身为媳妇，凡事都不能自作主张，必须与丈夫、公婆商量。但若成为一个家的“主妇”，地位又自然不同。主妇负责家内事务，主中馈（管理膳食）、督导妇工、接待宾客之外，还拥有“钥匙权”，掌握全家重要箱笼与门户。唐代李光进的母亲娶得儿媳后，就将钥匙交出；宋代赵彦霄跟兄长同居，也把钥匙交给他嫂嫂；红楼梦中的凤姐也是钥匙的保管人。钥匙象征着家务的独立处分权。在实际事务的执行上，所谓“三从”并不是绝对的，在这点上，礼制的主张跟社会实情有相当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