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所有成员生前居住在同一村落，死后埋葬在同一墓地。这种公共墓地制度进入阶级社会后有了新的发展。到了西周春秋时期，与实行严密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相适应，死者按宗法关系，在由国家政权指定的公共墓地中同族而葬，典籍中称之为族坟墓。《周礼》中规定大司徒的职责有“以本俗六，安万民”，所谓的本俗就包括“族坟墓”这一项。郑玄指出，这是因为“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族坟墓又分为公墓和邦墓两类。《周礼》说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而墓大夫则“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

也就是说，公墓是国君和王室贵族及其子孙的墓地，规划严整，早就画成图样，按照宗法关系区分尊卑次序，排定墓地，中间是历代国君的墓，以最早葬入的先王为准，把以下各代的国君依一昭一穆、左昭右穆的次序轮流排列，依次葬入。在国君墓位的左右，则是其他大小贵族的墓位，身份高的居前，身份低的居后。由于这些贵族同出一系，只是以与国君血缘关系的亲疏而层层区分大小宗，从而具有不同等级的身份，所以实际上如郑玄注所言，是“子孙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处其前后”。这种事先固定墓次的公墓制度，正反映了统治集团成员在世时的宗法关系。邦墓是“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地”，普通平民葬入其中，也由专门官员掌管，划分地域，分族同葬，葬次也昭穆有序（正其位），而且依生前的地位而规格不同（掌其度数）。

典籍中描述的典型的族坟墓制度在战国时期仍然存在，但随着封建王权的膨胀，原先的公墓实际已成为王陵区，只埋葬王及其配偶和少数关系最亲近的王室血亲，一般的贵族封君、各级官僚则同平民一起葬于邦墓。这种相当于公墓的王陵区显示了地域不断扩大的趋势，如秦以今西安以东，灞河以西的芷阳之地为王陵区，秦始皇又为自己在骊山建陵，整个王陵区自西至东，绵延达20多公里。范围如此之广，反映了最高统治者贪欲的扩大。各处发掘的相当于邦墓的战国墓地，墓序排列有一定的次序，显然依照宗法规范，而且往往有身份差别很大的人交错而葬的现象，这说明世卿世禄制度已经破坏，血统亲近的宗亲生前可能地位不同，贫富悬殊，但死后仍由宗法关系维系而族葬一处。

族坟墓制度是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制紧密联系着的，墓地由国家划分，由国家派遣官员管理，不同宗族、不同身份的人死后按各自应有的规格葬入划定的地域。墓地中划分给各宗族的地域并不归该宗族所有，所谓“其地属于公而非私有之也”。战国时各国变法的结果使土地私有逐渐合法化。但墓地由于并非生产资料，而是血亲关系的一种重要体现物，直到西汉时才被分割为私有财产，而且可以自由买卖。《汉书·李广传》记载武帝时丞相李蔡被赐给阳陵附近的冢地二十亩，李蔡盗取三顷，并且出卖，得钱40余万，因而获罪自杀。清道光年间在四川巴县发现了一块汉宣帝时的刻石，镌有“地节二年（前68年）正月，巴川民杨量买山，值钱千百，作业示子孙，永保其毋替”27字。买山就是买墓地，这块刻石说明当时买卖墓地已是民间的普遍行为。

这时墓地既然成为私有财产并可买卖，原先由国家规划并掌管的邦墓也就完全解体。不同的家族，可以依照各自的地位、财力，选择不同的墓地，分散各处，而同一大片墓区内也可包括若干不同家庭各自购置的墓地。整个墓区的墓穴不像以前的邦墓那样排列整齐，但可分辨出若干属于不同家族的墓群，每一墓群的墓穴通常仍有一定昭穆次序，不过这都由各个家族自行安排，不再受官府的干预。帝王陵区由于面积扩大，居民点和民间墓地杂处其间。汉初又有异姓功臣陪葬帝陵的制度，这些异姓功臣只是单独埋入，并非“各以其族”。凡此也都与原先的公墓大相径庭。族坟墓制度至此已基本崩坏。

汉代以后，族坟墓制度虽然成为历史的遗迹，但其影响仍长期存在。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宗族势力强大的地区，人们生前聚族而居，死后也都葬在属于本宗族所有的墓地里。一些强宗豪族墓地广大，往往可以在几百年中绵延不断地葬入本族成员，经历好几个朝代。墓地中按血缘关系的亲疏和生前的地位安排墓穴。这种大家族墓地中最著名的是山东曲阜孔氏的墓地孔林，占地达三千多亩，在两千多年的时间中，葬入数不清的孔氏族人（孔子墓也在其中）。当然，这一大片家族墓地得以长期维持，不被分散、转卖，与孔氏家族在封建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有关。从民间的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家族共有墓地面积有限，而族中人口不断繁衍，到后来，由各房各支乃至各个家庭另行自择墓地成为必然趋势，甚至有同一家庭的成员也不葬在同一墓地的情况。

宋代的理学家每每感慨于世道不古，人心大坏，他们把两周时的宗法制度理想化，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应该恢复上古的宗法组织；与此同时，也大力抨击在墓葬方面冢墓丛杂，昭穆淆乱，别建兆域，自离其祖，散无统纪，不复省视等现象，而提倡参酌《周礼》的记载和当代的实际情况，重新制定易于推广的族葬制度。其中赵昺的《族葬图说》主张根据五世而迁的原则，每一家族以买下墓地首次葬入者为始祖，葬于墓地中央，第二世葬于始祖墓的左前方，第三世葬于始祖墓的右前方，第四世葬于第二世的前方，第五世葬于第三世的前方。每一世不分嫡庶贵贱，一律以出生先后为序安排穴位，出生愈前的距始祖墓愈近。左昭右穆，但分世数，不分尊卑。夫妻同墓，未成年死去的男女之殇则按世次分列始祖之墓的背面。五世以后，另觅墓地。这种族葬方法以五世为限，在明清时被一些讲求古礼的士大夫称为“平实精密，足以补《周官》之未备”，“序昭穆，收族属，有宗法之遗意焉”。在封建社会后期，与深深渗透于农村社会的祠堂族权相辅相成，许多家族都有本家族的墓地，虽然其规模有大有小，葬入的世代有多有少，保存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它们都按照一定的方式安排家族成员的墓穴。可以这样说，尽管有不断分散的趋势，尽管出现了各个家庭自行择葬的现象，但就普遍意义而言，同一家族的许多成员葬于同一墓地的情况始终存在。

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家族墓地具有神圣的意义。在中国，依恋祖宗坟墓，被认为是人伦大端，死后不准葬入祖坟，则是对有罪子孙的严厉惩罚。一个人即使离乡背井，也求有朝一日叶落归根，能老死家乡，葬入家族墓地。如果客死他乡，一般来说，其家属要千方百计把灵柩运回故乡。历代官私文献表彰过许多历尽艰难从远方觅得父祖遗骨归葬的孝子，而帮助他人归葬则被看作是一种义举。

在族坟墓制度下，人们不能选择墓地，所以有“古者葬不择地”之说。后世虽然仍多族葬，但与上古的族坟墓有所不同，在土地私有的前提下，葬地可由各个家族或家庭自行选定。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孝经》已经提到“卜其宅兆而安厝（cuò）之”，意谓应先停柩待葬，卜问一下葬地是否合适。早先选择墓地，无非是为了更长久地保护尸体，尽可能地避免水灌虫食之灾。西汉中期以后，阴阳五行学说与民间巫术合流，鼓吹葬地是否合适，对子孙将来的吉凶祸福能起极重要的作用，并以这种理论为依据，形成了一套相地之术。这种相地术叫做堪舆之学，《汉书·艺文志》着录有《堪舆金匮》、《宫宅地形》等书，就是这方面的著作。东汉张衡写过一篇《冢赋》，描述墓地上下冈垅的形势，显然也正是在宣扬堪舆之说。据说东晋的郭璞曾得到异人传授的青囊中书九卷，精于此术，著有《葬书》传世。另外还有托名汉代（一说黄帝时代）术士青乌子所作的《青乌先生葬经》等。所以后世又称选择葬地的术数为青囊术或青乌术，民间一般叫做看风水。堪舆家认为风水有好坏之分，如果择地得宜，葬处山川形势俱佳，能藏风得水，则子孙平安发达；反之，子孙将遭受祸殃。到后来，看风水又杂糅进所谓日之刚柔、月之奇偶等种种其他迷信观念，更增添了神秘性。在堪舆学中，确有一些符合自然规律的内容，这是人们对自然界长期观察、研究的科学总结，但是其中更有大量的迷信说法，例如把自然界的山川形势、土壤质地等同社会政治的盛衰、家世兴败联系起来，并以因果关系来解释，这就使得堪舆之学成了一种复杂、神秘而又能够蛊惑人心的学说。

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下，有的人家为了找到一块大吉大利的葬地，托故停柩，经年不葬；有的人家因为觅得的葬地据说有利于某房而不利于某房，因而兄弟争执，无法下葬；有的人家在既葬之后，又把棺木起出，再三迁葬。当然，贫者不能择地，富者择之太苛。能花费大量时间、金钱觅求所谓吉地作为墓地的，一般都是富贵之家。这种风水之说虽然被一些崇尚正学的士大夫深恶痛绝，斥之为左道陋俗，但长期以来一直盛行于社会，许多家族、家庭在选择墓地时都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