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起居礼俗

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坐的姿势又是怎样的呢？

古人坐时两膝着地，两脚的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踵上。现在朝鲜、日本还保留着这种坐法。因膝盖着地（或坐具），所以管宁的木榻“当膝处皆穿”。如果将臀部抬起，上身挺直，就叫长跪，又叫跽（音记）。这是将要站起身的准备姿势，也是对别人尊敬的表示。《史记·项羽本纪》：“[樊]哙遂人，披帷西乡（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音字。眼眶）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樊哙突然闯进而又怒容满面，使得项羽一惊，“按剑”与“跽”是同时产生的下意识准备起身自卫的动作。又《范睢列传》：“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又《孟尝君列传》：“秦王跽而问之（冯獾）曰：‘何以使秦无为雌而可？’”这都是为要请教对方、对对方表示敬意而跽。跽之所以又叫长跪，是因为上身耸起，身子便长了。《史记·留侯世家》：“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音夷。桥）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同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已经）为取履，因长跪履之。”张良的表现是好的，不仅“履之”，而且“长跪”，所以老人说“孺子可教”，并把《太公兵书》传给他。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这个长跪，则是妻子怀念久征在外的丈夫，一旦丈夫来信，不禁惊喜得直起了身。有时，古书中并没有明言怎么坐着，但从人物的动作中还是可以体会得出他的姿势的。例如《论语·先进》写孔子向弟子们询问其各自的志向，当问到曾皙（字点）时，“鼓瑟希（稀），铿尔，舍瑟而作”。要鼓瑟，必须“坐”；瑟本来倚在大腿上（如朝鲜弹奏古琴犹如是），舍瑟，瑟落，所以“铿尔”有声；舍瑟是为了“作”，作即起，也就是长跪，这是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时所必须的。

古人还有一种“不规矩”的坐法，叫箕踞，或单称箕或踞。其姿势为两腿平伸，上身与腿成直角，形似簸箕。有他人在而箕踞是对对方的极不尊重。《田叔列传》：“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高祖箕踞骂之。”荆轲先被秦王（即秦始皇）“断其左股”而“废”（站不起来），然后又身“被八创”，“箕踞”是他就势而坐的结果，而其效果则是对对方的轻蔑。刘邦经常箕踞骂人，却是有意如此。《礼记·曲礼上》规定：“坐毋箕。”这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风俗和习惯的。《韩诗外传》卷九：“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去之（等于说休了她）。’母曰：‘何也？’曰：‘踞。’”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坐的姿势正确与否的严重性。但是如果不是有意凌人傲物，那么箕踞就是不拘小节的表现。《世说新语·任诞》：“卫君长（卫永）为温公（名峤）长史，温公甚善之。每率尔提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处）亦尔。”在礼教甚严的时代，这二人的行为实际上带有一点反抗性，在一定的场合还会受到称赞。

坐在席上也还有些讲究。《礼记·曲礼上》：“为人子者……坐不中席。”据说一张席子，独坐时以中为尊，既为人子，即使独坐也只能靠边。又：“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一张席子只能坐四人，四人中的尊者应居席端（合坐以端为上），多了一个人，不能尊卑挤在一起，于是请其中的尊者到另一张席上去独坐（当然，坐时要居中）。

已经坐在席上，如果有尊者进来或离席走到跟前来，就用“避席”的办法自表谦卑，而且要伏地。《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避席伏即离开席子在地面上伏，膝席则原地不动以膝着地，也就是长跪，虽然也是表示敬重，但其程度差多了，所以引得魏其侯的好友灌夫恼怒。避席又叫违席。《晏子春秋·内篇杂上》：“[齐]景公有爱女，请嫁于晏子……晏子违席而对曰：‘……君虽有赐，可以使婴倍（同背）其托（指其妻托身于晏婴）乎？’再拜而辞。”

席子在室堂中要放正，即席的四边要与室堂的边、壁平行。《论语·乡党》：“席不正，不坐。”《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见晏子于齐……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废朝移时。”直席也就是正席，表示心情的郑重严肃。

尊者在堂则卑者在庭。宾客是受尊重的，所以凡以宾主之礼相待的上堂，而宾客的从者也须站在庭中。《韩诗外传》卷五：“楚成王读书于殿上，而轮扁在下。”轮扁是匠人，自然不得升堂。《左传·宣公二年》：“晋侯（晋灵公）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提弥明“登”而后扶走赵盾，因为开始他是按礼的要求站在堂下的；他“趋”而登，是合乎礼的（参见第四编）；搀走赵盾的借口也是臣侍君宴的礼。提弥明在这一瞬间的活动，只有擅自登堂不合乎礼，但这是应付突然事变的需要。又《成公三年》：“晋侯享齐侯。齐侯视韩厥（晋大夫），韩厥曰：‘君知（指认识）厥也乎？’齐侯曰：‘服改矣。’韩厥登，举爵曰：‘臣之不敢爱死，为两君之在此堂也。’”既言“登”，则本在下。无君命而登，这是越礼的。这是因为在前一年的鞌之战中韩厥差点亲手俘虏了齐侯，他在这里说的话已是胜利者的姿态，是有意对齐侯不敬。前面曾经提到毛遂跟着赵国公子平原君赴楚签订纵约的事，在毛遂“按剑历阶而上”后，楚王曾叱道：“胡（何）不下！吾乃与而（你）君言，汝何为者也！”这也是因为毛遂不该登堂。即使不是君臣、上下的关系，在堂上与堂下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古人在室内很讲究坐次。因为奥在四隅中最尊，所以在室内以坐西向东的位置为最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向北，坐东向西的位置最卑。《礼记·曲礼上》：“席南乡（向）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这是就几个人同一张席上而言的，但与上述的室内摆席的尊卑次第相合。《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坐法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清楚楚的位次图：“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张良西乡侍。”这个宴会是在军帐中举行的，其排列方法一如室内。项羽自坐东向，是其自尊自大的表现；范增虽是谋士，却号称亚父，因此南向，司马迁偏偏在这里加上对“亚父”一词的注解，也有说明他何以南向坐的意思；刘邦北向，说明项羽根本没把他当成客人平等地对待，其地位还不如项羽手下的谋士；张良的地位更低，当然只能西向，而且要加一“侍”字。樊哙后来进入帷帐，因为他只是个车右，所以连个座位也没有，只能随着张良在最卑的位置，而且站着，给他酒，也只能“立而饮之”。在这个席面上项伯最不好安排。他是项羽的叔叔，在家里他尊，在军中则侄儿尊，只好稍加权变，与项羽同坐东向。按照上述的“席东乡西乡南方为上”的原则，此时项羽应该坐在那张席的右端，也就是奥之所在，项伯坐在左端，也就是靠近范增的位置。

我们试按照“鸿门宴”的位次去验之文献，都是相符的。例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侯]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缘故）桡（曲，指不守规矩）。”看来田蚡对其兄长的胸怀还不如项羽。又《南越列传》：“[南越]王、王太后亦恐[吕]嘉（南越国相）等先事发（指叛乱），乃置酒，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使者皆东向，太后南乡，王北向，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饮。”这是把最尊的位置给了汉使，让一向独持国柄的吕嘉坐在卑位，多少带点羞辱的意思。又《淮阴侯列阵》：“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致戏（同麾）下者，[韩]信乃解其缚，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与此相反，《绛侯周勃列传》：“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游说之士），东乡坐而责之：‘趣（同促。等于说快点）为我语！’”则周勃是以长者、尊者、教训者自居了。

古人所立的一些规矩，一经被儒家吸收并被写进经典，便都神秘化了。其实如果联系古人生活的环境、条件来考察，其中不少都是生活中的必然现象，是合理的。例《礼记·曲礼上》规定：“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上堂之前必先扬声者，是让室内的人有所准备，如果有人在私语，可以不被碰见。户外有二屦言闻乃人，道理是一样的，听得到室内的谈话声，说明室内二人没有谈机密事，便可以进去，否则便有窃听之嫌，弄得双方尴尬。屦不上堂也是对的。孔颖达正义：“长者在堂而侍者屦贱，故脱于阶下，不着上堂；若长者在室则侍者得着屦上堂，而不得入室。”其实屦不上堂、人室，并不在于鞋的高贵与卑贱。鞋上带着泥土，会使堂室地面不洁，人们席地而坐，衣服也会弄脏；再说堂上室内坐着许多人，身边放着一堆鞋，总是不雅。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起居条件没有彻底改变时，这个规矩一直被严格遵守。在第一编中我们曾经提到《史记·萧相国世家》所记载的刘邦特准萧何“带剑、履上殿”事，这也说明在通常情况下是不能穿鞋上殿堂的。这种特赐的条例为后代帝王所沿用，如《资治通鉴》一八五：“春，丁未朔，隋恭帝诏唐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向皇帝行礼时不自称名）。”这同样也说明直至隋唐大臣上殿还是要脱屦的。